献给所有热爱中国艺术的人。

 

 

献给所有执着地为中国艺术走向世界作出贡献的人。

 

 

 

 

我在欧洲20年——

一个中国水墨画家的艺术人生

 

——周俊著

 

人生真像一场梦、梦中的情节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我们从那来到那去、我们做什么、又为什么？我们得到什么，又失去什么？梦中的情景又像似无意识的漫游，荒诞地编织着将要发生的事，但一切又似乎合乎逻辑、情景一幕又一幕地向前推进着……。然而人生这场梦是值得我们去回味的，梦中的人生再一次被体验，我称之为打开回忆的话匣。各位读者，让我作为一位在西欧居住了20年的中国水墨画家以我真实的亲身经历，并以一位中国文化人的心境看待和理解西方文化，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同时转换了时间、空间中国画家的我，又是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现象与本质，告诉您旁观20年之久的真切体会。

一、为艺术而走出国门

1989年10月的某日我收到荷兰大使馆的通知要我去北京建国门外亮马桥荷兰领事处办理签证手续,领事通过翻译简短问了几个问题之后，拿出一张复印的声明信要我签字,信中大意是必须准时返回中国不得滞留在荷兰王国。我不假思索地签上了字，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会在荷兰超过一个月，更不要说日后会长达20年的居留荷兰的艺术生涯。

访荷原因来由是：1988年上海美术馆举办了上海国画界最有影响的上海中青年国画家16人联展，参展者有肖海春、陈家冷、周俊、张桂铭、施大畏、陈师中、蔡天雄、陈心懋、龚继先、张培成、梁洪涛、胡振郎、韩天衡、袁顺、刘坚、杨正新，由于我是美术馆研究部的画展组织者，展览期间我必须经常在展厅里接受电视、电台以及报刊杂志的采访。某日的一个下午突然展厅中出现五、六位高鼻子蓝眼睛的欧洲人，当他们走到我的展览作品之前，显示出浓郁的兴趣。通过翻译找到了作者的我，问了一大堆艺术上的问题。其中一位个子矮小满头灰发的长者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邀请，希望我能访问他的国家作学术讲学并举办画展，日后我才知道，此人乃是荷兰奈梅根大学校长，作为荷兰教育部代表团的带队来中国巡回访问。

   我认真考虑起校长的正式邀请，因为我正在等待德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帮助我申请德国最重要的学者访问基金（洪堡基金会）经济赞助，作为访问德国一年的经费。而同时美国的匹斯堡大学，伏蒙特州立大学都已经发来了邀请函，并确认了讲学经费的来源。我开始计划我这一系列出访时间表。然而使我最为紧张是如何得到美术馆以及文化局的批准，在那个年代，出国手续是非常繁锁严格的事，特别是我，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上海，美院的硕士生在当时是非常稀少的，作为水墨画人物专业1987届，我是唯一的研究生。上海美术馆正式成立则有二年时间，是在用人时期。（前身是上海美术展览馆）令人头痛的是，我由于在日本东京都国际水墨画画展获奖，以及在北京1988年国际水墨画展获奖，文化局特别表彰了我，还破格提拔我为二级美术师的高级职称，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出国访问实在不是个好时间。但是从我个人的愿望来看，出国访问，用自己的眼晴了解西方艺术是非常重要的。

   1985年艺术新潮运动以来，西方艺术冲击中国画坛风起云涌，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史系的硕士生李小山提出了中国画穷途未落论，引起了国画界的强烈震动，美术界掀起引进西方艺术的运动，每一个严肃的艺术家都认真地思考自身艺术发展的前途。我们研究生这一层面的画家大多都能冷静地面对这场“群众运动”，作为水墨画专业的我，凭着直觉感知到，艺术运动的开展，究竟是学术层面上活动或者是权力斗争的延续？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文化大革命式的情况带来的将是怎样，我们是很清楚的，艺术发展从来都不是靠革命靠运动走极端建立起来的。

 我这种“保守”的态度表现在这场运动中始终是一位旁观者的身份，然而我一直在关注这场西方艺术价值观的暴风雨的始起始落，靠一些“文化二道贩子“东拼西凑的文字来解释西方当代艺术，我是相当的不满意的，这种带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概念的。抽象的言行举止，缺乏艺术形式之后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历史背景的理解，而这种缺乏恰恰是最根本的，需要我们深入西方人的生活，体验西方文明发展的社会环境，如不这样做，我们对西方人理解则能是表面的，然而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价值观面对西方的文化冲击难道就如此脆弱吗？我始终认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活动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这可以从我们的历史经验的积淀能显而易见，然而没有参照系数，没有他文化的对比，文化差异性所带来的长短之处，特征都无法清淅地展示出来。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走出国门，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外部世界，同时换一下环境回视自己的文化，一定会有新的发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处此山中”“旁观者清”，一方面出国带着自己的成果，让世界了解我们的艺术，另一方面深入西方了解他们生活，从而理解他们艺术的来源以及特征，以及长短之处。所谓“知已知彼，百战不殆”，这确确实实是我当时萌发出出国考察的原始动力，通过一番“精心设计“的保密过程，我终于成功地通过了27个公章关卡的批准，出国手续总算一切就序。                                  

 1989年夏天在上海美术馆，我精选了80幅代表作首次举办了个人告别画展，也是我平生86次个人画展中的第一次个展。记得那时，连日高温，挥汗淋漓，短短的四天虽然没有隆重的开幕式，但令我感动的是不少同仁热心前来捧场，我记得最早来的是程十发、韩天衡、林曦明、张桂铭、肖海春、张培础、周长江、俞晓夫等多人，给予我许多称赞与鼓励。可惜当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解释为什么出国如此突然，以及我的苦衷。庆幸是我的一位学生带来一个摄制小组拍摄了许多照片与录相，记录了这段可贵的经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个人画展，是在我的出生地——上海，我的工作地——上海美术馆。特别值的一提是，上海美术馆馆长方增先是位非常开明的馆长，没有他的默许，我是不可能出国的。以至于日后许多谣传说我在美术馆工作不愉快与馆长领导关系不和才突然离国出走的，这都是些胡说八道。还有些说的更荒唐，说是周俊这次画展全部作品已有德国某文化机构全部收购了，实际上在画展上人们只是看见了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与文化参赞的出现。

文化局主管美术的杨振龙局长来了，他劈头一句话就说，周俊您出国的事我怎么不知道？我的天！你要是知道了，能放我走吗？我尊敬的杨局长，我心里嘀咕着。今天回想起这一段情景感慨万分，如果当时领导不放人，我周俊没有这20年的出国艺术经历，我将是如何一位画家呢？我的艺术境界，见识，修养将是如何呢？我的视觉天地与思维方式将是怎样的状态呢？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知道我要面对20年艰苦拼搏，单枪匹马，扛起中国画的大旗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里，不断地巩固、坚守、扩展我的艺术阵地，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不屈不挠，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没有同行，没有名画家的优越感，甚至没有中文观众听我谈论中国艺术，我受得了吗？我知道我的性格能坚韧不拔地“苦行僧”加工作狂，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但我精神上、生活上完全处在一个自问自答的境地，就像一个在沙漠里行走的孤独者，虽然带了水和干粮，甚至于还带着手机随时呼唤直升机能够送我回营地，我可以打退堂鼓，但我周俊从来就不打退堂鼓！我必须完成我的使命！！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我要征服西方的信心是无比强烈的，体现我的存在，带着我的智慧与勇气，经验与信心，完成推广中国画到西方社会的使命，深入西方文明的精髓之处，对西方文化有一个完整的理解。这是我的理想与希望。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为我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我在欧洲20年，作为第一个活着的中国水墨画家开创了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记载：在西方社会举办了多次国家艺术博物馆以及无数次的艺术画廊个人画展，以及作品被收藏遍及全世界范围的广度和二百万张绘画印刷品全球覆盖的出版发行的影响力，使当代中国画在全世界得以传播。“我要打的仗我打过了，我要走的路我走过了”。我已经做了太多太多，我太累了但很满足。如果纯粹从功利得失的角度来衡量我的出国行为所带来的价值、看看我们这些一流优秀的中国水墨画家，功成名就大家们，有谁有勇气抛弃已有的一切，从零重新起步？有谁能像唐，吉柯德那样的我，勇战风车的勇气，有谁能像夸父追日那样的我，独自一人朝着心中的目标狂奔呢？答案是否定的。这就是中国画曙光照亮西方的难度,因为我们需要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要在传播中国画到西方的信念驱使下，拿出勇气与意志，拿出献身的壮烈和激情，义无返顾地追求！因为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开创，那怕是撞的头破血流，也要体现出：中国人毫不畏惧的勇敢态度！中国人坚韧不拔的刻苦作风！中国人愚公移山的执着精神！

二、艰难的第一步，也是幸运的第一步

开往苏联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徐徐驶出北京站台，我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北京，手捧着一大捆扎的结结实实的画作,踌躇满志憧憬未来。从北京到莫斯科转火车去荷兰鹿特丹长达一个星期的旅程，我感到很安全，因为我的画作就在的我身边。火车奔驰在西伯里亚的大平原上，脑海里浮现出许多身影，离京前，去了次中国画研究院，与龙端、邓琳、赵卫简单了解了一下六四之后，北京的戒严情况，大家都不愿多谈政治，但似乎都错误的理解我的出走，以为与政治或者社会原因有关。那时气氛根本容不得有机会谈谈自己的真实想法，我的出国行为确确实实与政治无关。

然而我到达荷兰后，情况一切都变了，政治确实改变了我的行程。首先，西德洪堡基金会取消我的基金申请，原因是西欧各国联合美国针对1989年那场北京政治风波制裁中国，所有的官方文化交流全部终止。接下来更糟糕的是，美国的史密斯索妮基金会也终止对我的基金赞助。由于这一资金直接涉及到美国两所大学的讲学与画展活动。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荷兰奈梅根大学关于我的艺术交流官方活动在没有通知我之前已改为私人访问性质，这就意味着艺术交流的规模与范围将大大缩小，我是非常地失望与后悔，因为我没有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在荷兰也就是逗留两、三个星斯的事。然而令我更加烦恼的是，我去阿姆斯特丹的美国驻荷兰大使馆申请去美国签证遭到拒签！接下来美国伏蒙特大学通过美国移民局的关系疏通，并由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文化参赞特意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在中国的情况，说明没有任何涉嫌“移民倾向”的可能性。最终同意我去美国，经费由该校支出，原因很简单学校学生已注册等着我去上课呢？然而当时我心情很不愉快又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受不了美国移民官员那付百般刁难蔑视中国人的态度，我已没有热情去美国讲学，我坚持必须由我的妻子陪同，否则我不去了。我一边仓促地准备在荷兰的画展，另一边预定回上海的机票。奈梅根大学校长觉得过意不去，转弯抹角地说服我：“可多待一些日子，我可为你办理学生手续在我们美术史系读博士学位”，我一听心中不是滋味，我堂堂中国来的大画家改行做你们的学生多丢人呀，还是他的朋友莱顿大学汉学院的教授看了我的资料和画作之后开了腔还算能听；“你已是个成熟的出色中国画家有能力在荷兰社会，欧洲社会中展示你的空间没有必要做我们的学生，事实上要做，您也得做像李铸晋、苏里文（这些西方研究中国艺术的泰斗）的学生呀”。这些人在上海我跟他们打过交道。我低不下这个头。事实上这位老外言之有理，他带我去了荷兰皇家美术学院，几位教授看了我的画作都很惊奇希望我语言好一些，日后在他们那里讲解东方艺术，这些教授跟我聊起道家哲学，佛家禅事来，唯恐我小看他们的艺术修养。然而西方社会是松散的、平等的、公开的，没有权威左右你，寄人篱下的日子没意思！我坚信，社会影响力来自于观众，周俊，你是一个陌生人，一切从零开始，拿出你的勇气与智慧，面向社会，只有靠你的艺术拓展你的空间，别无它路，无人能帮助你！

   在奈梅根大学外办主任威廉willen的协助下奈梅根大学举办了我在荷兰的第一次画展，规模非常之小，根本就无法展示大型作品。（因为官方的经费已取消）然而展览所带来的效果足足影响了我日后20年的欧洲艺术生涯。

奈梅根大学外办主任是一位非常精明而自负的欧洲人，骨子里从来就没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然而这是学校交给他任务，他必须尽力去做。他告诉我，在荷兰，画的价格超过500欧元是很难卖出去的。我相信了他说的话。可是三十幅一平方尺的小画挂在展厅中，不到一个星期全部让人买走，还不包括一些人跑到我的住处去买。我突然意识到，此人提供的信息完全是站在荷兰人利益上，他尽力说服我不要超过500欧元的画价，荷兰人才会接受。他的真实用意是怕我没有得到足够的钱买返回中国的机票，给学校带来麻烦，希望我自己解决经费，同时荷兰人又能得到高质量，低价位的中国水墨画。当然又有谁知道（包括我自己），一个有质量的中国画作的真实市场价格呢？在那个年代，中国艺术家根本不懂商品市场价值。记得在上海家中，一位在philips菲力浦斯公司工作的职员只花了5百美金就拿走了我一张四尺对开的人物画，这相等于我当时工资的三倍，我还兴奋了好一阵子。有一次上海画家陈家冷带来一位香港工作的老外到我家，老陈反复强调：周俊是上海乃全国一流水平的水墨画家，此人只愿出300美金买下了一幅水墨花卉。记得还有一次画家陈巨德也带来一位画商给的更少。当然最后一次，画家胡永凯介绍来的一位台湾龙门画廊的代理居然提出100美元一张的价格买断我100幅小品人物被我断然拒绝，至今堪感幸运！我们对自身的价值，外部世界的了解真是太少太少了！慢慢学吧！我只能自嘲。                  

  画展作品全部卖完，消息不径自走。一天夜里，一个说着稀奇古怪汉语的荷兰人打来电话，费了好大劲才明白此人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上午来看画展，不巧我去了Koller-Muller Museum克勒米勒博物馆看凡高的画作去了。没见面很遗憾。想约见我。会见是在他办公室，走进他的办公室我大吃一惊，满桌满地堆放着杂乱书籍、杂志、报刊，什么“美术”，“美术研究”，“中国美术报”、“朵云”，“中国画”，”美术从刊”，”中国书画”“江苏画刊”等等，几乎包括当时中国所有的美术杂志他都有，原来是个中国美术通！ 他居然说很了解我，他拿出了一大堆1985年至1989年间的中国美术杂志，的确那个时期关于我的作品介绍以及评论发表很多，有些专题他还剪辑下来。他说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在中国有很多老先生，全国中青年中国画家都知道你周俊，看来他确实是个中国通，知道投其所好。因为1988年我曾应台湾雄狮美术杂志洪淑娟的采访，抱怨老先生不扶持年青人，跟三四十年代情况大不相同，那个时候艺术权威都很支持年青人，例如：刘海粟、徐悲鸿等人。以至于在西方艺术强大攻击下，当代的国画界无招架之力，年青有为的画家都改行搞西方艺术去了，当时情况确实如此。例如国家出版社出画册都是国家出钱，因此都是讲论资排辈的，老先生都轮不过来那有中青年的份。当然我出国之后情况有所改观了，但是我已经走了，人一走茶就凉了呀。当他得知再过二星期我就要打道回府了，他非常惋惜，问我愿不愿留在此地，当他得知我出国真实用意时，他反复强调，荷兰是一个强大的美术王国，虽然我也知道如此众多的世界艺术大师诞生在荷兰，但我还是最后才明白他说的真实含意。荷兰人身上确实存在着美术细胞，他们天生对艺术有一种直觉的鉴赏力，无论您来自那种文化，只要是有质量，他们就有兴趣，他们对专家的指引，评论，不屑一顾！他们对画家最大的恭维就是掏出钱来，把画搬回家中挂在墙上。他们甚至你姓什么都不在乎，他在乎这张花钱买来的画他喜欢。当然是越便宜越好！这种传统在17世纪时就已形成，这位主任讲了一句荷兰人值得骄傲的话；买卖艺术品历史就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他认为我一定能在此成功，因为我的画作中既没有西方艺术商品化的污染，又有中国艺术的纯正感，（客观上，在中国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艺术市场，也没有商品绘画一说。）是有高质量水准的。

他立即起草（当着我的面）给荷兰文化部写推荐信，强调留住周俊在荷兰的重要性以及价值。几天后他又把此信翻译成中文给我送来，望着这封歪歪扭扭象中国小学水平写作能力的信，我心中充满感激与无奈，这必境是我的人生又一次选择，是祸是福？是好是坏？一个星期后，我收到荷兰司法部一封信，信中谈到，收到荷兰文化部的文件，同意作为对社会有特殊贡献的人才方式给予我永久居留。身份特征是、独立生存艺术家。弄了好半天，我才明白这种身份真实含义就是不能享受荷兰王国的福利好处，因为你是优秀特殊人才，你就能够养活自己。去了警察局，手中拿着居留证，望着街上来来往往车辆，想起一段名句，“路漫漫，而其修远，吾加上下而求索”路确实漫漫长长，如何去求索呢？一片茫然……。

小小的奈梅根大学画展带来的收获继续往前发展，一个属于奈梅根政府的艺术机构ELBA,邀请我在她的机构里住上三个月，唯一要求是在他们的画室里画一批画出来并且将此展出，这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初到的一个月，接触许多现代艺术家，访问许多艺术家画室，又走访参观了许多重要的荷兰博物馆，有些博物馆并不在阿姆斯特丹或海牙、鹿特丹，例如在哈仑就有许多哈尔斯的作品，而在阿纳姆乡村公园内克勒米勒博物馆却收藏着许多现代艺术大师的作品，如凡高，威廉德库宁、凡东根和蒙特里安等。很奇怪，看了许多作品之后有巨大的冲动想表现自己，想画画！！特别是平时在中国作消遣的抽象水墨绘画。这会儿在这个高七米约80平方米大画室里与我在上海家中12平方斗室的画画地方相比较，该是多么愉快的享受，我尽情的作画着，心里动荡不安的感觉很快就被作画带来的兴奋冲谈了。初到西方总觉得西方艺术作品过于简单，许多作品很大方，但总觉精到不够，看来我已习惯了中国式的视觉样式。然而走进博物馆的展厅，展厅的环境与方式为那些 “粗糙之作”衬托的非常得体，看来同样一幅画，展览的环境很有讲究，直接参与了画作给人的印象，实际上它是整体视觉效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这就是很多中国精细的作品换了国外的环境后显的小气的原因。我提醒自己不要犯这错误。在那个难忘的三个月里，每周都有好奇的艺术家来参观、拜访，有的美术学院的教授还带来大批学生，现场教学，以后我才明白1989年法国巴黎蓬皮杜中心的著名艺术评论家，提出震撼欧洲画坛的新论点、尖锐地指出西方现代艺术已经步入尽头，不是欧洲艺术的艺术的命题（Non Europe Art)被指了出来。荷兰来了一位中国水墨画家，新鲜感可想而知。很多画家甚至都不知道中国画的存在，我到奈梅根大学美术史系的图书馆，竟然只查到两本关于中国绘画的书籍，还是台湾出版的。中国画的概念给他们不竟竟是视觉的形式不同，哲学与技法观念也是一种远远超出他们相像的范围，由于初到荷兰，只会简单英语，根本无法展开对中国画深奥理念的概括阐述，为此恨的牙齿发痒。好在确确实实荷兰人喜欢我的画，无需过多的解释，许多我们习惯了近千年的东西，给他们带来却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例如中国画的空间观念，是一种想象的空间，艺术处理的空间，每个中国画家都是不假思索地运用着，虽然很少有人展示这种理念的多样性表现，总是停留在一种套路。但是这种空间观念的发现在西方绘画近代史上则是里程碑式的转折点。然而他们从我的作品中看到了这种传统空间观念并不是一层不变的，而且是多样的、丰富的。或许正是这种原因，西方现代艺术家找到了与我沟通的切入点。画家总是谈论艺术，那么普通美术爱好者，艺术收藏家,艺术经纪人又是对我的作品如何反映呢？

三，Jaski Art Gellery第一次在欧洲画廊的展览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对比。阿姆斯特丹来了一位艺术经纪人画廊老板，叫NICO尼可。后来才知道此人是NRC荷兰报刊著名的摄影记者与COBRA眼镜蛇画派（CO:哥本哈根BR:布鲁赛尔A:阿姆斯特丹，著名的欧洲抽象表现主义流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与著名欧洲网球冠军TOM-OKKER合作在阿姆斯特丹NIEUWSPIEGELSTRAAT开了一家画廊，此画廊在西欧有着广泛的关系网与影响力，KAREL-APPEL卡罗、阿伯、CORNEILLE柯耐亚，阿里京斯基等许多著名的画家都是由他们捧红的，这一切都是在事后多年以后，逐渐进入荷兰的主流艺术社会后才悉知。                                                                                                                                                                                                                                                                                                                              但是作为一个来自红色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商品意识的画家的所作所为，我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楞小子，以至于至今他们还在唠叨我当时对他们的“蛮横无理”。

NICO是典型的艺术型画廊老板，首先他很激动。他说：“您的人物画让我感动”。我说：“当然你会感动，因为我在画这批人物画时我自己都非常感动”。他问我：“你是不是中国最好的画家”？我的天，那有这样直率的问话，说老实话在中国受了几十年的教育，谦虚已经成为习惯，更何况老画家们还顶着我们头上呢？从来就没有胆量正确估计自己的水平的勇气，个人自身的价值从来都是靠他人评介的，这与当今的中国国情有着很大的差别。我试图回避了这一问话，然而他“紧追不放”“我从我的朋友（COBRA画家）那里看过一些中国画，也见过一些你们社会主义特色绘画，（可能他指的是50年代至70年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绘画）我很讨厌！都是一些套路与假话。我不懂中国画技巧品味，但是你的画很真，很纯，根本没有你们艺术为政治服务那种画匠式的套路，又没有我们商业化的骄柔造作之感，很好！很纯！”of cause.，of cause我有些沾沾自喜。你的画想卖多少钱？生意人确实是实在的，做事直奔主题。我脑海忽然浮现出奈梅根大学外办主任狡诈的笑容，这回我得谨慎处事了。我说双四尺的我要15万美金，单四尺8万越往下依此类推。他的反应让我不知所错，他平静地说一句话，你为什么不要价1百万美金，等有人买了，我再告诉您。You cam ask one-million-dollar I will tell you when someone asked it.我意识到我的要价不切实际了。幸运的是他确实喜欢我的画，尽管由于语言上的障碍无法进一步解释理由，他还是找到了不让我窘迫的方法。他要求借一幅双四尺人物画一个星期，他要挂在画廊的橱窗里，看看他的观众的反映。先不要谈什么价，一星期之后，NICE带着他的笑容，脖子上挂着几个照相机走进了我在ELBA的画室，不停地拍了许多我的个人照片，不用说，事情将会如何发展我已有感觉了。NICO说，是否看一些小画作，边看边选出十幅画来，我要买这十张画，付现金，这里是3万荷兰盾。我不想再跟他讨价还价了，我已听荷兰画家们谈过，荷兰画廊从来都不是现金买画的，那怕是很厉害的大画廊，除非有很大的把握能赚钱回来，“再过三个月，我们办画展再谈价格，下个星期会有重要的记者来采访您，准备一下。” NICO边说边整理他的照相机。我好奇地问到画廊橱窗带来的反映；“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在问这是谁画的？”NICO掩饰不住心里的愉快，同时他又怕我自我感觉膨张之后，来个狮子大开口，要价一高，他办不成事了。NICO兴冲冲地走了。我和妻子看着第一次（相当于15万人民币）卖画得来的这么多的钱，实实地体会了一次“发财”的喜悦，去了一家中国大饭店（在阿姆斯特丹）我还记得它的名字，海城大酒店，美美地大吃一顿。提起精神来迎接在荷兰大画廊的第一次挑战。               

 记者Willem peter来访真让我吃惊，他问的话都是直来直去，实实在在的，一点都不拖泥带水首先他预选了第一个话题，要我往里边跳！那就是：你为什么要出国？肯定是政治原因。我说您是全搞错了，我到西方第一，是要让西方人知道中国画，并让他们看到什么是好的高质量的中国水墨画，因为西方对中国艺术了解实在是太少了！第二，中国当代艺术社会对西方现代艺术非常有兴趣，我也同样，我想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真实的西方社会，理解西方现代艺术产生的背景。他显然有点失望，我的这种说法与当时西方舆论界的行情期待背道而驶。然而他还是如实地把我的出国想法真实地写出来，以至于以后众多媒体传播始终以这二点来记载我出走中国的原因。

  第二话题是，怎么会跑到荷兰来？荷兰人也有自卑心理，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国，出那么多绘画大师都是在其它国家先出了名的，一个艺术大师如果没有在美国或法国出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接受的事实。由于这种令我无法理解的原因，以导致所有的画展包括荷兰博物馆我的个人展画册里都讲过一番：是因为周俊在去美国的途中才来荷兰的，言下之意，周俊是打算去美国的，由于签证的原因停留在荷兰全是偶然的因素促成的。为此至今我还是不明白这种说法的真实含义。然而事实是如此，居住欧洲20年本身就是一个偶然机会促成的。人生的机遇，人生的命运确实充满着偶然性。第三个话题是：记者一定要我按照他的评价：我是最优秀(当今)中国水墨画家。我怎么谦虚，他都不愿听，还要强调我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为此，我实在是不敢恭维。我确实不是很有名的画家，则不过在当时的中青年圈子中有些影响力而已，有点小名气还是可能的。说到很有名，实在是过分了。然而最后在评论文章里他还是这样拼命地“吹捧”。我后来在画展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后才了解到不少Jaski Art Gallery 亚斯基画廊的内幕，我终于明白了这位记者的用意，一个在欧洲很有权威性的，荷兰最有名的画廊能随随便便轻易接受一个来自红色中国的水墨画画家吗？回答是没有理由的。一个画的好的画家就应该是个有名的画家，在西方正常的情况下，画家水平与知名度是成正比的，这也是公认的事实，特别是在西方社会里，虚假的名气很难在现无法存在，因为现实是，喜欢画的人要花自己的钱来买画的，由于艺术教育程度高，虽然有不同的品位，爱好，但都有自己的素质，不会人云则云，用别人的眼睛，用别人的评论作依据来看画买画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画展办的很成功，来了许多名流、学者、同行，可惜我都不认识，稀里糊涂地一起拍了许多照片，忙得NICO满头大汗，日后随着对社会的了解才看到这些人在电视里、报刊，杂志的封面上，看来还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

画展办的很轰动，真的很轰动，尽管我很讨厌用“轰动“来描述画展的效果，因为中国人已经把这个字用烂了，然而这是真的轰动。因为宣传效果非常热烈，65幅画作在二个星期之内全部卖空，整个画廊界都知道这一情况，然后我当时并不愉快，因为我有5幅画只是想展览，不想卖的，我自己舍不得，画廊恰把画让人买走了，我很气愤地与画廊另一合作人TOM打电话，坚持我的要求，最后TOM陪我去买家将画赎回来，TOM对我非常非常地不满意，他无法理解中国画家不可思议的要求，他们做好了那么多事，海报、画册、采访，宣传，请了如此多的人来，把画都卖出去了，我不给面子，非要寻回非卖品较劲，然而更使我生气的是画展本因展出4周，可惜2周内画都卖空了，由于我没有想过提供补充更多的画作，画廊居然将画展提前结束，许多画家跑去都看不到东西。我被生意人的实在深深地刺疼了。

我突然意识到，他们所做一切就是为了钱，他们无法理解！我还有比钱更在乎的事情。他们期待是我的感激之言，因为在旁人看起来，我是被掉在运气的云彩里，很多人都百思不解，为什么亚斯基画廊接受我。然而他们得到的，恰是我暴跳如雷的质问，他们永远也不明白，对我来说，钱没有艺术重要，对我来说，画让更多的西方观众看到是第一重要的。而不是让某人深藏在家中，无人知晓。我的这种想法在以后的艺术活动中他们才逐步知晓，但是有一点整个画廊界当时都知道了，周俊确实是一个大画家，至少有大画家气派与性格，通过第一次画展就暴露无遗.，他们称我是一个Very very tough倔犟的中国人。然而tough归tough，画画得好，有人想要买，市场才刚刚开始，这种诱惑画廊老板那个挡得住，只能假装笑脸对着我！然而我毕竟与亚斯画廊闹翻了，由于她有一言九鼎的影响力，如果他在公开场合中说一些否定我的言词，将对我欧洲画廊界展览发展打击将是致命的。为此我确实紧张了相当一段时间，然而我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我的担心是多疑的，亚斯基不可能讲我的坏话，西方人特别荷兰人很在乎自己的声誉，自己的言行一旦确认一般很难改变，特别是影响很大的画廊一般不轻易接受画家，一旦接受就会全力扶持画家，即是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但对外、观众、客户。决对不能出尔反尔。TOM对我意见很大，但如果对那些买了我的画的人说我否定之词，这将有损于画廊的形象，TOM自己的形象，实际上，一个画家的作品进入了利益关系的程序后，无论是画廊或是收藏者的心目中你永远是价值的画家，他们付出的代价越高对你的关注就越大，没有一个收藏者花了8千美元买了一张画而不捍卫他们收藏品的价值的，就像没有一个画廊老板说他的画家水平不好一样，这里已经涉及到一个利益问题。

  在展览过程中，有个小插曲，当时在阿姆斯特丹来了一位寄居在法国多年的一位台湾画家，名字叫丁雄泉，在出版美术界大印他的美人图，自称采花大盗。由于画面多有色情意味加之色彩艳丽，又有点异国情调，和画家的天份，很受广大荷兰群众的喜欢。听说亚斯基画廊来了一位大陆画家也颇有风格，就请他一起来观摩我的画，他非常妒嫉，而且非常失态地讲了一大堆否定水墨画与我的作品言论，给荷兰人留下了一个印象；他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对一个比他年青30多岁的后生，有必要如此愤怒吗？我觉得非常遗憾，一位前辈，一位长者失去了他应有的风度与雅量，当然中国人就是喜欢踏中国人，这是典型的中国人劣根性特征，但对一个下辈即是要踏，也要踏出中国人的智慧不能在洋人面前丢自己的脸，掉自己的价。他应该说：这位后生画的不错，有发展前途之类等等，如此一来还抬高了自己的档次，何乐而不为？然而我对他没有丝毫生气之意，相反有感激之情，因为在西方，任何一个中国艺术家的成就都对中国艺术家走向世界多多少少地起到一些推动作用，因为出来的画家能在主流画廊活动是少之又少，更何况中国水墨画。今天亚斯基接受我周俊完全有可能是看到其它画廊有丁雄泉Ting吧。由于上海美术馆派了人来，老先生后来在阿姆斯特丹碰巧让我遇上，原来是他花一大笔钱，要上海美术馆给他办画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到上海来出出风头。老先生赚了不少钱连荷兰的厕所都挂上了他的印刷品，可想发行数量的巨大了。然而对于这种“自杀”性商业动作，使得他很快就从荷兰、欧洲消声业结了。当然他已是八十出头的人了，最后冲刺也是别无选择了。我的路将如何走下去？我必须清楚地把握自己：画作质量的重要性以及不要过多运用商业途径来损坏自己的前途。

画展结束不久，我得到了平生第一次大笔的卖画收入近150万人民币。我一点都没有兴奋的感觉，似乎一切都是意料之中。TOM抖着他有钱人神情，对我轻描淡写地说：“你可以买一部奔驰车开开了。”为我的事，二位老板闹起矛盾，NICO坚持要与我签长期合同好让“肥水不流外人田”，TOM的自尊被我伤的厉害，他反对亚斯画廊继续与我合作，然而NICO拿来了合同，如我签字，合同就生效了。此时TOM恰在瑞士他的住处度假，我明确地告诉我的熟悉的朋友。亚斯基画廊的个人展览，56幅绘画作品在二周内实实在在地售出，已确立了我在荷兰画廊圈的影响力，我可以自由地选择我想要的地区与画廊合作，继续扩大我的作品影响力，西方社会是自由、分散的，画廊都有自己的观众圈，你不进入这个画廊你就失去这个圈的观众，如果你与一个重要画廊签约，有高的接触层次，可能会赚非常多的钱，生活来源很稳定、但是你的作品影响力，肯定局限在这个上层圈里，广大的中产阶级以及正在起步的高级阶层肯定很难知道您，欧洲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欧洲人非常独立，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喜欢自己的小圈子，你要想欧洲人看到你的画，你必须在不同的画廊里行走，然而这种行走是极其危险的，全盘取决于观众对你的画作是否接受，这确实是一场巨大的挑战，需要勇气与胆识的，幸运的是真如荷兰艺术评论家所说的，“质量是画家的关健，观众是具备艺术素养的，也许从知识的角度上来认识中国画需要时间，其实许多中国人从知识的角度上来认识中国画也有问题，但画家的作品除了同行专业技巧所认同之外，艺术作品真正的魅力在于与人真情实感的沟通，这种也许会帮助你得到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观众，这一点确实是至关重要的，有好多的中国大师他们的作品无法引起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的共鸣说明什么问题？如果我们在乎世界对中国艺术大师的认可，那么我们确实应该认真地反省一下。我的理解是：一个民族的艺术就像一个人一样，有她的两方面，两个部分，既共性与个性。一方面，共性部分是能与他人，外部世界，外民族相沟通的，但另一方面，个性部分是属于个体，本民族的，是无法沟通的，也没有必要期待得到沟通。只是当你的影响力到一定高度时，人们只能是被动或者主动地接受，尽管这种接受是不理解的。沟通与接受是不同的概念，沟通需要共鸣，接受是被迫的，无奈的，功利的。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形象：需要分清她的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共性一面与西方文化的个性一面，这样我们就会少走很多弯路。同样面对世界，我们既要展示我们的共性与人沟通，也要展示我们的个性让人接受。这就是通常讲的文化的渗透与较量。      

 画展结束二个月后，收到瑞士与巴黎的两家画廊的邀请，我们首先前往巴黎——我们想往已久的地方。除了谈画展业务之外，对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参观博物馆！我们沉浸在艺术氛围的享受之中，我当时真是春风得意。浑身飘飘然，（走访博物馆，品尝法国大餐，听音乐会，逛画廊）非常地兴奋与高兴。在赛纳河畔，我看到大批街头画家，为50至80法郎，为生活，为糊口，拼命挣扎着。其中还有不少中国出来的油画家，有些是来自美术学院的教师，在街头为人画肖像赚钱。记得在蓬皮杜艺术中心门口，我还遇到出国访问中转巴黎的中国美术学院的冯远，他是方增先第一个研究生，也是我的师兄吧。我想他也很有同感，这些画家在中国多少还是个专业的美术家，何必要来巴黎街上来画肖像为生呢？然而人各有志，也许他们自己觉得活得还很自在，并没有那么多的精神压力。总之，我觉得自己是个幸运者，我确实想像不出，如果我的画作在此没有观众的话，我还想生活在欧洲吗？在瑞士我们登上阿尔卑斯山脉，又去了美丽的卢赛恩湖泊，在日内瓦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是如此轻松，愉快，无忧无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次旅行带来的回忆，欧洲确实是一个美丽、安祥、宁静，平和的地方。尽管这个世外桃源也有的是不尽人意的地方。

   接下来数年画廊的周俊展览变的很有规律了，因为许多画廊已得知我是一个不与任何个别画廊签约的”自由人“，这样一来画廊之间也就不存在 “抢人”的问题了，主动权在我的手里，我很清楚是画廊顾客喜欢我的画，画廊要赚钱就必须付出成本，做画框、出海报、做画展宣传还要登广告在美术杂志上，是整版或半版，我们还得讨论通过。虽然我似乎在敲“竹杠“利用画廊的资源不断宣传，扩大我的画作影响力，提高周俊的知名度。但是画廊看在钱的份上，他们还是认了。当然有时我也请阿姆斯特丹皇家艺术博物馆的亚洲部主任时不时地主持我的画展开幕演讲，使他有机会走出自己专业的小天地，在荷兰公众面前，实实在在地出了不少风头，这些画廊当然也高兴搬来这位中国艺术专家去说服收藏家，使那些有钱人更有信心，明白他们所做的事是明智的。这是件对谁都好的美事，对画廊、对收藏家、对我和研究中国美术的荷兰专家，我们共享着成功的喜悦。

四，阿姆斯特丹皇家艺术博物馆的周俊个人展览

终于有一天阿姆斯特丹皇家艺术博物馆的亚洲部主任kras rederherg 认真地提出邀请我在他主办的高其佩手指画大型展览时期，专门在亚洲部展厅里为我举行一个30幅画作画展。我很兴奋，阿姆斯特丹皇家艺术博物馆是世界上十大美术博物馆之一，在世界上有很重要的名声与地位，伦布朗的“夜巡”发及维米尔、哈尔斯以及一大批欧洲艺术巨匠的作品都集中在此，能在此举办个人画展，规模虽小，但也是我第一次在欧洲艺术博物馆的个人展览，对我在欧洲以后的艺术活动发展事关重大，不敢抬慢。我精选了30幅多年来积累的山水风景写生。展览很受欢迎，展览结束后，阿姆斯特丹皇家艺术博物馆收藏了我的一幅写生，我的所有艺术资料活动经历信息全部很正规地记载在该博物馆档案之中。许多画廊老板、收藏家以及许多艺术学院的教师和学生都前去观摹。我想我大概作为一个中国画家画一手与荷兰文化格格不入的中国画的中国人并且是一个非常tough的中国画家，不管你们喜不喜欢我就是这样的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人似乎让他们接受了，也得学着习惯看这样的画了。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的高其佩指画展持续11个月时间，实话实说，观众都大多数乘兴涌来，败兴而去，社会反映并不怎么好。特别是许多专业人士都很想了解东方水墨画，然而面对高其佩的画，以及各位汉学家论文集，大多是没有感触。我个人认为由于过于专业性，以及时代背景差异，对一个毫无中国文化知晓的西方人根本行不通，由于研究范围极其狭小，作为学术界小圈子里的闭门活动完全可以，但要让西方公众了解中国艺术以这样一种状态和方式来展示，几乎没有可能性引起观众的共鸣。特别指出的是研究的对象一般又都是古典的中国艺术大师，这与当代的中国人沟通都存在问题更何况西方观众。相反，作为当代的中国画家，我的许多展览，艺术活动反道是何乎拉近了这些荷兰汉学艺术研究者与荷兰观众的距离，他们通过我的画展也发现更多的中国艺术爱好者，使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不少，可以这么讲，许多荷兰人对当代中国画的了解与认识是从周俊在荷兰艺术活动中发展起来的。许多普通观众原先一直以为在中国餐馆看见龙之类的装饰品就是中国艺术，以至于来到我的画展里，则是本着理解一种新型的个性张杨的独特风格去欣赏我的画作，如果没有人介绍，不会想到这是来自中国的绘画艺术，明白我的作品与中国画传统的姻缘关系，这都是我经过十多年来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慢慢使他们理解。在过去许多无采访的评论文章中，记者几乎搞不清当代中国水墨画与传统水墨画的差别，其实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很简单，看到太少！就像我初到欧洲，我怎么能很快分别出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或者瑞典人不同呢？随着生活的时间延长，我看到一个欧洲人通过他的言行举止就能判断出他的职业身份，这都是不断了解，多熟悉，自然就能分辨出。情况就是这样。

这也是我经常在欧洲闹笑话的原因。在法国经常被问是否越南人，在荷兰会被指是否日本人，在欧洲很多人只能辨别出亚洲人与非洲人的不同。我们的文化在欧洲传播活动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最叫人哭笑不得是只要知道你是中国人，相必你一定是在餐馆工作，很多欧洲人只知道中国人是开餐馆的，这样一种形象我们在中国是不知道的。中国的艺术走向世界你想有多难？另一方面如有一些文化活动，大多数都是一些不在行的人在搞，他们不搞则已，搞了更糟！他们不搞，最多是西方人不知道，既没有坏的印象，也没有好的印象。如果真搞，问题就来了，由于是一些不在行的人在搞，或者是中国迎合西方人的“假洋鬼子“在搞，还自以为是。最终结果是：不懂行靠拉关系，找一些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国家的文化形象，中国画家的艺术质量完全不顾。通常这种活动以“文化节”，“中国周”形式，他们确实不懂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由于出发点还是想弘扬中华文化，还可以原谅。但是先入为主非常致命：给普通欧洲人了解中国文化一个坏的影响比一个好的印象来的容易的多。欧洲人本身就有鲜明的优越感，认为他们的文明是世界上最好的，当他们看到这种所谓的中国艺术介绍，并且存在是打着大使馆的旗号，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通常上来是非常好奇，然后是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一个完整的印象就深深地打进了他们的心里很难改变。再加上许多中国画家的个人素质太差，为了钱为了利益什么事情都干的出来，想的出来，没有尊严，中国画成了”行画“的流水操作，到处贱卖，结果是统统全搞烂了。欧美人对中国画的待遇由如对付中国小商品产品一样，它们只能在杂货铺子之类的商店里挂着，您要进大雅之堂就难了。在一些大的西方国家情况由其是这样，当代中国画的形象臭透了，能怪谁呢？我百般无奈，痛恨交加，但我孤身一人，纵然竭尽全力去努力也难扭转这样的局面。特别是在九十年代初，困难之大，可想而知。然而最让我心寒的是，我的活动还得不到中国官方的支持，大使馆的官员对中国画认识相当浮浅还不算，官架子却十足，问你要画是最重要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喜欢到国内找一些水平平庸的画家来，请来几个当地的华侨，很多都是大字不认几筐的乡下农民出生的富翁，也要来几下赋弄风雅，成立起什么中国艺术基金会之类，无非就是“谁出钱谁就是爷，爱找谁就找谁”。不断地搞一些令人不堪忍受的“艺术活动”，由于大使馆出面，当地的西方官员从政府的礼貌角度出发，大多还能奈着性子前来捧场，这样又给了这批华侨和画家风彩不少，华侨花钱买画，换来与达官贵人的拍照合影，作日后发展自己餐馆事业的金字招牌，这些中国官员不用说，也拿到画家赠送的书画，而画家赚了钱，回国后还可大吹特吹，画展轰动那里那里等等，新闻媒体确实也如实报导，画是卖出去了，画展确实是中国大使，当地官员开幕的，这都是事实呀，可国内的观众是否知道真相呢？这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怪圈，所有参与这场闹剧的人多多少少都有好处：官员开展这些活动作为工作成绩可日后加官进爵，画家成功在国外办展，这可是国内的知名度，影响力，主要依据呀，而当地的华侨出了风头，买下的画作还可装饰餐馆风雅一番不是件美事吗？这样一种文化艺术活动只不过是在自欺欺人，装门面给国内中国人看，欺骗自己人的技俩，伤害的是中国文化的整体形象，虽然不可能涉入到西方的主流社会，但还是有一部份观众受到了污染对中国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偏见。你能怪西方人吗？这样就使得西方有一种观念，一种坏印象，当代中国水墨艺术就这么二下子，没有什么发展。幸运的是，虽然事实上荷兰是个美术大国，但在政治上恰是一个小国，可能还没有引起中国画家的注意。这种糟糕的事在我来荷兰之前还不多。想起这些事，我觉得很心痛，中国的事只有中国人能把他办好，中国的事也只有中国人能把他办坏。然而九十年代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出现，我会在下面的章节中会着重叙述。

五，步入美术出版界

当我面对当代中国画在整个西方的糟糕处境时，烦恼是可想而知的，我意识到必须要主动出击，通过一个通俗有效的方式尽快减少这种不良影响的污染。90年初，欧美人经济不断上升普遍人对艺术的欣赏使艺术复制品成为市场的新亮点，因为广大的普通群众花上50-100美元就能买一幅艺术印刷品poster来美化自己居室的能力已经具备。艺术复制品市场越来越火红。我准备了一些人物小品画和花卉写意画去了德国法兰克福艺术复制品博览会，一下子有四个公司表示非常有兴趣 ，其中两个小公司提供非常优惠的条件，复制品售价10％的版权费，而且严格地限制复制品的数额，如果从赚钱角度来计算，这就是最保险的方式，因为小公司一旦拥有好的画家，他会细水长流地经营下去。但缺点是他的市场份额不太大，影响面就小了。而我的出发点是尽快地向全球展开对公众介绍中国画，在这个圈子里如抓住机会就有可能成为史无前例的新起点。因为中国画艺术在复制品市场上从来还没有流通过，记得在中央美院国画系读研究生时，在系里办公室挂着一幅李少染的山水画，前去细看原来是印刷品，可能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的，4版印刷的质量在那个年代已是相当的不错了，现如今复制艺术品的质量突飞猛进，除了纸的厚度与质量好了许多，多版套色的技术越来越精致。几乎看不出真假，最后我集中考虑起选择两家大的公司了，其中一家是德国的公司在全世界有14个公分司经销批发她的复制品，他的印刷方式是手工方式，丝网与石版制作，该公司拿去一幅画作制作实验，结果使我很失望，问题很清楚，中国水墨画家是以书法用笔入画，其中笔头功力要经过长期训练的，而我的画多以用线见长，一旦丝网或石版制作，运笔就成问题了，画工们要体现中国书法的功力是要花很多年的练习的。我知道手工印刷在欧洲是一种最高层次的印刷方式，价格也卖的高，但是如果我的印刷品不能体现中国画笔墨功力和层次的真实效果，对欧洲人不知道中国画技巧的观众来讲，问题关系还不大，公司接受你，他们会用各种方式推广出去，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一种令自己不满意的制作效果将带来无尽的遗憾，他对我的形象，中国水墨画的形象，作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范围出版印刷，意义是深远的，任何一点遗憾将带给我们极大的损害，我再一次认真地告诉自己；不要为了钱，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与此同时另一个大公司Verkerke：是世界上最大的上市艺术出版公司，不停地催着我做最终决定，该公司总部在瑞士、荷兰是她的印刷出版中心，在世界上有一个庞大的网络，46个国家有着分公司，128个全球批发中心复盖，散布在全世界。他的优势是能迅速将你的画作推广到全球销售第一线；艺术博览会、画廊、画店，让全世界看到你的画，并且将你的名字同时留在画作的上面，让观众记住你的画，也记住你的名字，特别是一个中国人的名子对西方人来讲记住是不容易的，需要反复无数的出现，这与我们要记住西方人的名字一样，需要不断地重复由如广告的效果。而且这种公司非常精通市场操作，宣传，在以后很多年合作中，他们把我的画作做成广告打到各种各样的视觉领域，例如，生活杂志、街道橱窗，旅游指南、艺术刊物以及各种商业用途，甚至于各大国际航空公司杂志他们都不放过介绍与宣传。由于公司占有国际市场份额巨大，有着庞大的艺术家队伍，而且每年都希望有新画家、新作品来刺激大众消费，甚至新东西的出现市场效果不好也无所谓，因为担任起领导国际艺术品复制市场潮流的先锋形象是极其重要的，也许真是这样考量，出现了一位中国水墨画家的作品，而且是现代形态的，当然是很兴奋的。然而他们唯一担心是买艺术品原作的人与艺术品复制的人素质的差异是很大的，从题材与内容过于严肃的作品不易过多出现，这就引起了我们的争论论与冲突。编辑部主任Richard Robert带着他的助手来到了我的画室，他看了一些我的一些严肃题材的人物，抽象山水之后明确表示不够“商业化”还是喜欢人物小品画和我的花卉写意画，然后突然看到一些我在那个时期画的一些实验性的色彩浓郁的重彩画时，显示出极大的兴趣。于是，我们之间拉剧战开始了，我坚持要出一大批系列的带有浓重的中国水墨特色的小品，他不反对，但他坚持地也要出一些重彩的新作。原因很简单：重彩的画作市场没有任何风险，而出版中国画是公司建立以来第一次的开创。他本人非常喜欢，他也相信西方市场销售也会喜欢，接受。但此时此刻是否最佳的时机呢？他的助手劝他为保险起见先试几张中国水墨画看市场反映再说。而我坚决反对！因为我很清楚，此次出版是我推出当代中国画千载难逢的机会，时逢经济强劲市场活跃，对西方来讲，特别是普通人花100美元买一幅新颖的画作，异国情调的风味，根本不必顾虑艺术的评味问题和金钱损失的问题，事实上我根本不在乎，画作得到认可，接受的问题。特别是普通西方人他懂或不懂对我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要存在，我的画作要走进千家万户，让他们习惯看不同的高质量艺术，接受中国画艺术形式，看多了也习惯了，才有可能品尝其中之奥妙，可是目前的重要性是首先打开大门，让我登堂入室！我的画作的品味，以及来龙去脉我当然清楚，这与丁雄泉、丁绍光、蒋铁峰的画作完全是两码事，我不可能成为商业绘画的明星，我的画也不可能成为十足的商业化艺术。但我不可放弃通过商业操作的过程迅速展示到全西方，全世界层面上的机会，这样一个大公司既是是一次非常失败的尝试，我也能得到几百万的观众，存在决定意识！首先要存在，我对自己的画作质量很有信心，只要把他们印出来，挂在墙上就是最大的事实，好坏将来让人评说吧！

双方通过多次激烈的争论后，终于妥协，将我们的合同确立下来：出版35幅画，其中30幅为中国水墨画，5幅中国重彩画，印成46种样式与款项，每幅原作以1万幅复制品起印，这是一个顺利的起程。日后的数年断断续续又增添了7幅原作，前前后后出版了53幅原作，200万张印刷品。涉及面是相当广泛的，我想我拥有了上千万的观众，影响几代西方人的审美习惯，他们也许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是学生，是刚起步的生意人，中产阶级，又有谁能保证他们的后来生活不起变化呢？从事实上来看，艺术品复制出版影响力是巨大的，当年数不清的世界博览会：纽约、旧金山、芝加哥、伦敦、巴黎、米兰、阿姆斯特丹、哥来哈根、柏林、法兰克福、布鲁塞尔、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甚至苏联，我都要每年前去签名，出席发行仪式，看着普普通通的美国或者英国、法国，荷兰，德国的小镇都有人挂着我的画作复制品，出售着我的画作贺卡，我心情有多舒坦，当代中国画放在各种不同的观众圈里，尽管也许这些人不知道，也不明白怎么叫中国画，但肯定有人在欣赏我的作品同时，则也是记住了zhou jun这名字，然而总有一天zhou jun与中国画的关联会有人去评说的。

   今天的信息时代迅速帮助这些拥有过我的画作复制品的人们，当他们有钱了、生活要求高了，要有原作挂在墙上，他们就可以轻意打开电脑，搜寻着一切有关于我的艺术行踪，当他们找到了我的资料，发现了我的网址，他们可以直接通过电子信箱来联系买画，这样事情近年来越来越多，这个地球上哪怕有一万人等着我的画，我已经够忙的了。我这潇潇洒洒地在商业艺术界玩了一场痛快的游戏，也算是中国人的我人生一大难忘的乐趣吧！

   事隔多年之后Rachard遇见我在洛杉矶艺术博览会，他那玩世不恭的神态让我暗暗发笑，他说：“你的画作印刷品卖的不好，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200万的数量对我们来说是不满意的数字，但是你已经出名了，我们把你推上前台，喜欢不喜欢你已经不重要了。今后画廊找你卖画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推广你，培养了一大批观众，我真后悔，当时没有答应你的价格要求，把这批出版用过的原作全部买下，他们今后会更珍贵，我们公司将会得到很大的利益。其实这个问题，我比他想的远的多，我小心地保护53幅原作，这是我在欧洲永久的艺术活动记忆。我要与世界上所有为中国画走上世界而努力的人们分享。与中国人分享。Verkerke公司完成了一件史无前例的创举，虽然是出于商业目的，出版了大量我的中国画，特别第一次就开机印了如此之多，为推广中国画在西方世界，为中国人，为我，立了大功。和我一起完成了我所期待的前瞻性开拓事业。我还是很感激他的。

六、旁观者清，局外人的视觉角度与思考方式

我清楚地知道我在Veikerk公司所作所为，则是为了普及与推广水墨中国画拓展更大的空间，然而学术上的研究与发展是另一回事。我有了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之后，我应该认真回顾一下我的艺术历程，将思索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我租下了一个200平方米大的画室在Njimegen开始了各种水墨实验，同时安下心来，冷静地思考中国画的过去与现在，特别是水墨画传统精神的现实意义，数年来西方社会的接触，以及现代西方艺术的逐步深入了解，深感艺术形式差异如此之大，但在实质性的精神追求方面又惊人相似。就西方艺术圈来讲，好的艺术家表现个性、张扬个性不是一种人为的追求，而是一种个性的自然流露，在我看来，这种个性的自然流露应该是体现人的个体属性与群体属性的混合。西方艺术家似乎更看重个体属性的价值，很少会因他人对艺术家的画作的反映而改变自己，艺术创作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这种完全不顾他人约束的行为导致他们画作的观众如果没有类似的经历与感受就无法进入画家的世界里，从而无法找到画家的灵魂。这样一来观众就少得多了，然而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容忍空间是巨大的，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体现为对个性价值的真正理解，观众不接受你，但他会容忍你的存在，不会来压制你，你自己生存空间完全是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许多艺术家很穷，因为只有少数观众是他的知音，然而他们活得很自在、很充实、对于物质上的贫困他们一开始选择这一职业时都有着精神上思想准备的，他们喜欢艺术因为艺术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份无法为其它原因所摆脱，所以他们为艺术而艺术的态度更能体现画者的真实感情，可惜这种感情不能打动许多人的，或者说能够感动许多人，那就是艺术家通常幸慰的常用词——运气。面对有没有运气，艺术家一般都很坦然。.然而他们是否想过是怎么缘故使他们的观众如此之少，他们不去想，而是固执地认为社会，他人应该去学习如何理解他们，而不是他们去思考如何去调整自己适应社会。否则是画匠的行为。在荷兰， Kunstnaar艺术家与搞艺术kunstmaker是有质的不同的。按照他们的一个艺术家标准来看，恐怕我们中国美术界很多人都不能算是艺术家了。然而我一直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作为陌生人的我，一个外来文化背景的艺术家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怎么可能生存下来呢？这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作为专业西方艺术人士，平心而论他们对中国画几乎无知，幸运的就是他们的无知（这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的看法）由于无知他们没有偏见，是旁观者，是局外人，他们就像是那“皇帝的新装”故事中的孩子，脑子没有被人洗过，而且敢于说真话，他们不会带任何有色眼睛去观察我，他们可能不懂中国艺术的历史，哲学，审美习惯，技巧以及各种书本知识，但他们毕意是搞艺术的，直觉会告诉他们你的艺术是否有真情实感。至少他们可以清楚地辩别出是商业行画，还是艺术真品，我的画确确实实没有受到商品市场的冲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事实上在我出国之前，中国还未有商业化一说呢？更不要讲艺术市场的存在。但有意思的是，当他们看自己西方艺术时，反到成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状态了。比如说在西方艺术界，在一相当长的时期里，麻木不仁——是我对他们的直观印象。

下面我以旁观者，局外人的姿态谈一下我的看法：回顾19世纪未，20世纪初动荡不安的西方社会的历史，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反射出社会的种种矛盾。注重人的心理刻划，反映人性的冲突的主题成为艺术先锋行为，涌现出一大批画家，他们习惯以暴力、荒诞，刺激，怪异，病态，色情、等等各种主题，艺术表现，形式探索，确实充满着真情实感，这种表现在成为流行之前，确实是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艺术家敏感地将这些感受表露出来，这种画作的形式确实有具体内容所支撑的，然而这种流派一旦被作为一种观念确定之后，变成了一种准则，似乎表现冲突就是艺术表现，并以此去套实际上已经改变了的现实生活，成为惯性，毫无疑问成为概念化的套路与模式了，因为二十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性已经结束，福利制度，人权保障，环境保护，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社会趋向合理，社会矛盾缓和，社会的和谐特征反映在欧洲人的生活安详，崇尚自然的态度。艺术是时代的镜子！还在重复用暴力荒诞、极端的表现形式不竟竟是强功之未，更是无病生吟，矫揉造作之举了。

艺术要发展什么最难？否定自己最难。一旦艺术家，艺术批评家形成自己的观念与绘画样式，并且适应了这一观念所带来的利益稳定感之后，否定太难了！这种人如有学术以外的影响力，情况会更糟，他们将会本能地以种种原因无论是利益上的原因还是自身偏见原因拒绝脱下，也不可能脱下这付有色眼镜。因为脑子已经僵化，观念已经固定，感觉已经麻木。当他们看到反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和谐，相包容的艺术作品，他们一概看着是商业画，虚假的情感等等。他们是无法感受这样平和作品之后的真情实感。所以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讲，学艺术从不懂艺术到“懂艺术”从“懂艺术”又要回到像似不懂艺术的境界，你才能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发现者，欣赏者，创造者。很多人是到不了最后那个境界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学艺术，但不表示每个人都真能学好艺术。我们则是在学知识炼技巧而已，真正懂艺术是能脱出条条框框的规范，保持敏感的时代感觉的。如果说让知识与技巧阻碍我们的感觉，不能发现新的东西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在欧洲，我对买我画的人总是一句话：不懂不要紧，挑你喜欢的就行了，有意思的是，买走的画常常是我这个专业人士满意的作品。

在欧洲20年，确实是很多不懂中国画的人在收藏我的画作，为此我非常满意，因为我是从“懂”中国水墨画的文化圈过来的人并多多少少被人认可的专业水墨画人士，让一些完全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得以欣赏，这里必然有一种共同因素促使我们联系起来，尽管我们是来自不同的文化，但我们同是人类，只要有艺术素养，人就能敏锐地领悟艺术作品的情感部分，这要比“懂”的掌握艺术知识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现在着重强调传统中国绘画的现实意义与他与人类共通的价值关系。首先我要强调的是传统中国画体现出是一种非功利性的“观道“的态度，并非是一种将之神圣而一层不变的传统艺术模式。一个不懂中国画的欧洲人不会受中国人的价值标准影响，同时一旦远离非功利性的目的时就能领悟事物的真谛了，看出人性的真情了，然而这种认识必须是通过一个载体引起共鸣而实现的，不是概念而是以形象，问题就在于你的作品是通过怎么样的形象载体来呈现。特别是一个外来的文化绘画艺术必须通过一种人类共同意识到的形象才能超越出文化上的差异，同时又保持鲜明民族个性。

例如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是人类永恒固有的共鸣点，没有时空限制，不管那个时代，用一幅描绘自然景观的画面提供给观众一个相对限定的范围是不同文化种类的人群都可接受的主题，中国画形式在处理这一主题时，是以介于客主观之间的景观展示：表现出抽象与具象混合，情感与理性的交融，现实与虚幻的对话，这种中和的特征首先引导观众明白艺术在展示怎么，例如长长几条线和几点红红色彩的抽象点线组合，象征着一个自然环境里凌乱的树枝上停着几只小鸟。（我的花卉画作）但实际上与客观真实的物象相距甚远，这样一种是事而非的暗示，既指明画家的意图，又使的观众有进一步联想的方向，这样画家与观众的心心相印的对白默契开始了，这里无需用言语来解释的，画品的人格化，画艺的人本化成就了这种心灵对话的场合和机会。中国画的高明就在于：运用最精练的简语说出言不尽道不明意境想像空间来，水墨画的精神活动高度就在于远远超出对客观对象摹仿的被动追求状态，他以相对独立的精神空间为条件，远离人类社会的噪杂，沉浸在将自然作为对象，运用自然的工具，自然的手法，以自然的态度来进行艺术的神游在我们的画论中称之为“畅神”。这样一种人类共同的自然属性的精神活动必然会与人类各种文化并存，相互沟通，可谓“合而不同”也。体现出中国文化价值的个性。我们作为当代的画家只要在这样一种独特精神价值观下，找出自己的切入点，发现自己的样式就算是向前发展了。没有必要一定要把西方价值观的东西生吞活剥地架接在我们的画上。这是我这多年海外艺术经历后的最大的体会。

近年来，客观上，在欧洲现实生活里，随着对中国文化逐步了解，对中国绘画的人格化，人本化价值趋向产生兴趣的人正在增长。中国的传统绘画精神将会在这里找到客观环境，并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当然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艺术活动首先是从画廊着手，打开收藏家的大门，并迅速在艺术复制品的市场中找到普通艺术爱好者的人群。然后走向博物馆展览，这将是我追求另一个层面的目标。这是一个圈的三个点，画廊、艺术复制品，博物馆他们相互作用同时又相互影响，博物馆看重社会现象，大量的艺术复制品社会流行产生事实存在的现象给博物馆美术馆有着现实依据，而艺术复制品市场喵准画廊高端收藏家的群体不断收藏行为为依托，为自己不断印刷出版艺术复制品找到合理的理由。而画廊一旦发现博物馆为你举办个人画展并出版画册，虽然薄薄的一本，但只要是重要的美术博物馆，这会给画廊带来新的刺激，寻找更多的收藏家有着确切的说服力。

。总之这里一个良性循环，缺一者无法盘活这盘棋！

七、艺术要有不断的追求

   1994年初，普林赛斯哈夫国家艺术博物馆研究员亚历山大 sadera打来电话，希望访问我的画室，我期待的好事终于来了。Sadera已经相当熟悉我在荷兰的艺术活动，她来时手上还拿我的一些画廊出版的画册资料，她开门见山地说，要看到一个“完整“的周俊，当然她指的是绘画，包括在中国创作的作品以及甚至最新在在荷兰创作的实验作品。自从我有了在奈梅根大画室之后，在西方艺术刺激下萌发起想画一些带有抽象意味的大幅水墨尝试，事实上在中国，我的专业是人物画，但我始终不放弃画山水、花卉画，从我的角度来看，水墨技巧大多来自对花卉、山水、书法的训练。特别是在人物画作严谨的造型训练后放松一下自己的情绪，改变一下水墨形式特征的发挥，正是这样一种轻松自在的态度，给了我许多意外收获，这样的一种习惯在我上大学时就已经养成，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原因，在荷兰举办个展时，绘画种类就能翻得很多，然而随着在欧洲的岁月延长有些不经意的实验小品与水墨尝试，逐渐给我带来的启发，特别是面对西方艺术五花八门、千姿百态的形式重叠，同时中国艺术家的自尊又迫使我必须创造出既不是前人所有，更不是洋人所为的愿望，这种与西方人竞争的迫切感一直激励着我奋勇向前。我相信，每一个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用心尝试都有可能成为思考与实验之后的成果。首先我着意发展我的大幅山水画,逐步过渡到一种新意象的水墨图式,带有更多的抽象，象征意味。不拘于一山一水，一树一石的传统绘画细节，不是一种可居，可行，可游的传统审美习惯的样式，而是以一种宏观的宇宙意识，表现随性自然，豁达开放，混沌博大的气魄，开创前所未有的中国新意象大写意山水画，但前提是必须要体现中国水墨神韵，以书法用笔的方式来增强画面的力度从而鲜明地展示出中国水墨特征，我的绘画语言特征。

   在80年代，浙江美术学院的青年教师谷文达曾经在水墨领域里有着领先的发展，可惜的是他到了国外之后，他的水墨绘画发展成观念艺术的特征了，这与他热衷于装置艺术创作有关，这与我站在中国绘画史的角度，发展中国新意象大写意山水画形式有很大的不同。我以为中国写意水墨画的意象特征是其它绘画形式无法取代的，这种思维方法，意象形式，材料特点，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在西方绘画史上，从具象到抽象演变过程中，意象绘画从来就没有作为一个命题像中国人那样去提升到绘画理论去研究总结了近一千多年，更不用说水墨意象绘画：她要求艺术家以一种自然流露的状态来完成画作，以“写”为方式，这就要求作画前对物像的理解——胸有成竹，（这里被理解过的物像不是客观物像的再现，印象。而是被理解主观化后的物像。）同时作画时精神集中，气息连绵，一气呵成，即兴的情绪中控制着画面的严谨性，作画过程中有意识与无意识交融神合又能在用笔的运动平衡中显现写意造型，用玄妙的话来说可谓“神来之笔”，整个作画过程被升华成“畅神”境地。这种“艺术精神活动“其他民族的艺术家是无法想像的，他们没有这种“天赋”。事实上西方当代许多绘画大师都是在这方面努力与试验，向东方艺术学习，追求这样“畅神”境界，例如cobra 画派、当然他们玩他们的油画布、色彩，一种堆积的效果，更能体现在西方物质主义的实在精神，而相反，我们中国人用极其敏感的宣纸，水墨，圆锥形的毛笔，笔的运动与水墨韵味，渗化出一种心迹流露的自然效果，画面的气氛笼罩着神秘与含蓄更具有超物质的东方精神，这都是许多西方人所折服和羡慕的。注重画品的人格化，画艺的人本化精神因素的画面效果是我们中国人的强项！

   Sedra看到了这批大幅水墨很满意，希望能拿出来展览，最后我们商量办一个10年回顾展，从1985年—1994年， Sedra似乎很能理解我的创作意图，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的抽象水墨要小心再过一步就有可能跨过了border界线，我明白她的意思；如果我在制作过程中过多地运用非书法用笔的技巧时，我的特点，中国水墨画家的特点将会减弱。将来会有更多的西方画家运用中国的宣纸作画，客观上已经有一些西方画家在作尝试，例如：西班牙的卡皮亚思，比利时的阿里京斯基，他们用长锋中国笔玩中国宣纸已经很久了，我非常理解她的告诫，然而中国的绘画抽象因素，客观上早已存在，书法是最能代表这一点，只不过色素的变化单一，还有更多的潜力可以挖掘。（我将会在以后章节里继续深入谈论关于中国抽象绘画的可能性）

   sedera看我的人物画，她有另一番见识给我许多启发，她认为；“我的人物画反映出人与自然的一种关系，回避了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今天回过头来看，在当时80年代的中国是有相当的前卫意识的，有自己想法的。特别是那张“春寒”运用灰白相接，对比暗示着荒漠天地里，白天黑夜反复轮回，以极少的物象展示丰富的遐想，人与人之间没有情节上接触显得孤独，冷漠与苦涩与当时习惯于热闹场面的创作手法有很大的反差。很能打动人们。回想当时画这批画时去了凉山昭觉，美姑一带，人烟荒无，贫困与恶劣的高原天地与远离社会文明的自然环境，使我强烈地意识到人的生存状态至关重要，特别是被现代文明忽略的孤独的人群，自闭的环境揭示着什么，人的期盼又是什么？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因此萌发出这批系列创作，但对当时的中国美术环境极不合拍，一是官方画展都是喜欢歌功颂德，热烈场面，你几个孤零零的苦样子干啥？二是民间的艺术活动多是西方艺术的影响的画作为亮点，记得在上海美术馆开馆展览拿出一幅展出，以后就再没有参加官办展览了，从今天来看，我还是满意这批人物画的。无论是技巧与创意都还能展示出新的感觉来，画面很精致，笔墨构图都发挥的很有个性，真可惜，我已找不到当年的那种情绪与感受了。因为我的生活改变了，凉山也改变了，中国也变了，然而当时的真切的感受凝结在我的凉山系列组画里，那个时期我对笔墨技巧的运用也非常讲究，画的很认真很严谨，不是为钱画的（当时也没有钱的概念），也不是为他人画的，确实就是为自己创作的。

   Sadlera对我的花鸟花笑而不答，以后在她的书中做一番评论，她认为我的花卉画算是传统类别的，虽然很有自己的特色和动用方构图的创新，但总得来讲还是属于传统类的，洋人有洋人的看法，因为她是站在她的文化角度，也许她讲得也有她的道理，我想许多中国人看我的花卉在评介上有很大的差别，这都是见仁见智的事了。我对我自己的花卉画认识是：非常随意！非常即兴！非常随性！有写心的状态！有玩的心态！在我的艺术领域里我从来就没有把花卉画看成是严肃的工作，尽管我探究出二十来个构图，然后反复的推敲，使构图日超完善，形成在我的花卉语言，其中抽象因素增强不少，例如：芦苇、荷花、鱼、鸟、玉兰、玉簪等等这些构图我演变了近20年了，至今算是已经完稿，当然我画的很轻松，想必观众不用动脑筋也很轻松。人有的时候不都喜欢轻松吗？因此我坚持回顾展必须也要加进一些我的趣味人物与花卉，做为一个完整的我，此次画展展出了84幅作品包括人物、山水、花卉小品、都是些大型的画作。画展反映很好，也是我预先估计到的，我的大幅照片以及作品刊登在荷兰报刊的头版头条，博物馆还出版了一本书，由sedra执笔，书中前言讲到：“我们在社会上经常能看到周俊的画，这种现代形态的中国水墨画似乎比传统的中国画更能让我们接受，他的画作复制品与各种各样的卡片特别是在普通的艺术画店里也在出售着，显然他的画作很受观众喜欢和接受。”我很满意这种平静而理智自然手法评论我的情况，就像谈论他们自己的画家一样。我深深感觉到，他们终于习惯了我，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始终把我当另类人来看。 

   在西方，国家博物馆是很难给个人办画展的地方，除非画家的影响力在社会里引起普通的反映，成为一种典型的现象，他们才会姗姗来迟地出现，名义上是为画家，实际上更是为他们博物馆自己的名声，向社会表明；这个成功的画家是他们确认的；有点抢夺“胜利成果”的邀功情结，记得sedera在访问我的画室之后；邮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希望我接受她的邀请（代表博物馆）为我举办个人画展，同时希望我能承诺，普林赛斯哈夫国家艺术博物馆是欧洲第一家为周俊举办个人画展的博物馆，看来他们并不买世界著名的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艺术博物馆的帐，虽然他们在前已展出了我的三十幅山水小型画展，但没有正规的画册，以此为凭，普林赛斯哈夫国家艺术博物馆才算是首次为周俊举办个展的第一方，对我来讲，这俩个荷兰最主要的博物馆办过以后，其它也就无所谓了，阿姆斯特丹还有个西方现代艺术博物馆Stedlijk Museum Amsterdan不错，可惜这些研究员对东方艺术一无所知，并且出于政治原因我又不能为他们所利用，找一个展示中国水墨画的人对他们不会带来利益，对待中国艺术家，他们的目的，所作所为我将会在下面的章节阐述。

   荷兰电视三台也来拍了一个20分钟的艺术专题，电视采访很有意思，这位美术记者似乎很乐意让我来谈谈对荷兰及欧洲当代艺术感受与看法。我也就直来直去地唠叨开了；首先我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今欧洲社会的现状的普遍性与特别性与美术界死气沉沉的局面，很不协调。艺术家一方面照葫芦画瓢，重复上个世纪以来的各种形式，没有新意，，没有内涵，作品没有真情真感的内容，显得很苍白，另一方面又不肯解放思想学习不是欧洲艺术的艺术，这样下去，与社会严重脱节，美术馆都没有什么人去看画展，因为重复过多，观众兴趣越来越小，政府方面供此机会削减文化事业经费，这都是我们美术界自己搞坏的。事实上这些都是些现象，本质原因是西方现代艺术一直靠一种横向思维方式不断向前发展，既：“形式上无时无刻地靠新花样，新发现支撑”。这种发展思维就像一部坏了开关的机器在不停在向前转又无法让他停下来，一旦没有新东西跟上来，能量用完就算坏了、停了。欧洲目前的社会关注的焦点与西方现代艺术产生前期的社会状况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现如今欧洲所面临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关系，人们保护环境崇尚自然是生命的主题，艺术家对这种生活理念是有反映的，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艺术形式语言，还没有从旧的艺术思维方式脱胎换骨出来，更何况对欧洲文化以外的艺术的轻视，在一种愚蠢的自我文化优越感下，当然看不到别人的文化优势。当今世界，艺术多元化特征随着现代传播科技的发展显得丰富多彩而至关重要，外来文化在现代媒介传播先进的条件下不断地影响欧洲，欧洲普通人的视野比以前开阔多了，观众在比较中选择能共鸣的艺术欣赏，西方现代艺术如不吸收外来艺术就必然会衰退，这很正常！当然说得容易，做到难。当一种艺术理念，形成了特点，并且适应了这特点的“规律”之后，尤其是用理性分析认实这一形式规律的“正确性”之后，否定太难了！我的这番中肯，直率言语着实让这位荷兰佬大吃一惊，后来在电视转播中我没有发现我的这番话，可能是他受不了我的指责或者是他们的头头不满意吧。让给剪了，看来那个国家的官员都有自己的自觉的政治觉悟。

   联合国科技教育文化组织的艺术家协会总干事，依斯博朗也参加了开幕式，并邀请我参加在西班牙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拯救自然环境为主题的写生活动，画展尚未结束，我就去了西班牙。来自46国家的艺术家代表在联合国科技文组织安排下以及西班牙政府有关方面的协同下，去了艾克斯拉玛都拉展开了我们为时五星期的写生活动。我们住在一位当地的农庄的大庭院里，周围的环境非常优美，大片的自然保护环境与全国最新的高速公路网络便利连接，使我们非常容易就能进入当地古老中世纪就存在着的村镇与小城，西班牙海边很美，没想到如此内陆的地段更美，要具有人文的气息，古老的教堂与很典型的白墙红瓦的小窗户房子配上无数的鲜花，空气是如此的清新，当地的人非常纯朴、热情、记得我在一个小村庄里水墨写生，起先周围的人都以为我是日本人，这并不是我的衣着或行为举止，客观上，这个国家让日本做了大量的，展示自己形象，扩大影响力的工作，许多古老的博物馆，文化遗迹，由于没有经费，长年失修，日本人捐赠了大量资金并明确要求在一些公共场合树碑立传，使自己的功德让后人知晓，总之日本人知道用金钱，提取自己的功德，这种事情在南欧可施展，在西欧就不那么容易了，必竟南欧要穷一些，特别像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国家经济与影响力在欧洲算是低的。然而当他们得知我是中国人时，有一位长者与我交谈起来，他居然能讲起毛泽东、周恩来，使我大吃一惊，原来在西班牙的一段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相当流行，共产党组织在政治平台上也很有影响力，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农村地区，穷人很支持共产党，这位老汉居然是该村落的当年共产党支部书记，事实上在六七十年代，欧洲激进的年青人痛恨西方资本主义种种弊端，崇尚中国式的人人平等，“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讨厌西方社会无休止的物质追求，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现象，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思潮对政治结构，政府管理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虽然统治集团最终还是整治这些人，然而这些人所提出各种要求与建议，还是被了许多政治家所用，今天欧洲大多数的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不能不与他们的努力无关联。                       

   艺术家很关心政治：在我们为期5周的活动中，世界各国的艺术家除了艺术上的相互了解，切磋之外，谈论政治都是津津乐道，法国艺术家就喜欢与美国艺术家对着干，他们的争论最激烈的，美国人在二战中为欧洲作出重大牺牲，干涉欧洲事务是理所当然，事实上也养成了政治上欧洲对美国的依赖，没有美国介入，欧洲的许多事务，特别是政治上的矛盾，靠欧洲人本身难以解决。另一方面随着苏联解体，世界政治格局起了变化，欧洲人要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与要求，越来越引起美国的不满，其中法国人从来就看不惯美国人的骄横，面对新的形势，法国在欧洲的政治野心当然与美国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激烈，如今在伊拉克问题上冲突，则是早已存在的政治矛盾的延续。然而英国这个岛国，处在一个两难状态，一方面他要靠美国来维持在欧洲的利益，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对他排斥，有把他适身中心地以外的企图，又让他不能太紧跟美国。而像荷兰、比利时甚至是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只能是见风转舵，政治上察言观色，左右逢源，才能得以生存。当然这些还是他们内部矛盾，当他们面对其它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亚洲，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就能自然地联合起来，完全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付中国。从一群从来未与中国艺术家打过交道的西方艺术家悉知他们对待中国的看法，特别是欧洲人的看法，使我了解了许多在公共场合，正规媒体所无法悉知的真言，可谓非常珍贵，因为他们这种言论是在很松驰的平常状态的流露，其中有许多实话。首先欧美政治家社会精英认识到，世界的动荡与不安全严重损害他们的各方面的利益，这与殖民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疯狂掠夺世界各地的各种资源时期完全不同，因为经过那个时期的积累，他们已成为世界的富人阶级。然而经过长时期的努力，一个能维护富人阶级的世界政治经济系统的游戏规则已形成，也就是说欧美在世界上的有利位置早已确定，前一段时期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垒，使得他们的“有利地形”不据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然而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就给了他们主宰世界的机会，解体带来了失衡，世界比以前更没有确定性了，根本原因是经济上的差距，这种混乱对西方有不利因素的，穷人太穷、富人太富，国际社会冲突越加严重世界当然无法稳定。因此中产阶级的扩大对世界的稳定置关重要。西方站在这样一种理念上允许中国的发展的真正意义是让中国来当世界的中产阶级阶层，是有他的合理性的，首先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很容易让西方改变，因为中国儒家的精神体现出人的性格是宽容的、妥协的、可塑性强的。所谓中国人讲究包容，无非具有牺牲自我的精神，而且中国人是“没有个性”的，（这也是一种人的个性）中国意识形态上的执著追求是虚假的。事实上是容易让西方价值观念所支配的，因为中国人是很现实的民族。中国是世界上的稳定因素这句话的含义是有各种解释方式的。事实上西方一直对中国发展是持肯定态度的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一切发展都是在西方人的控制与想象之中的。他们也认识到中国文化中的“和谐”性的特征，不会像穆斯林（伊斯兰教）文化影响下的人群那样时不时要与他们对着干。中国人没有主宰世界的野心与能力，这种没有威协性“中和特征是可理解、利用、接受的”。可见他们这种想法确实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机会，中国的政治家可能也是在利用西方人这种心理来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然而西方人还是很清楚地时不时地与中国叫劲，时刻揭你的短处让你难堪，这也是一种行为方式，让你始终处在被动状态，只要招架、辩解之力，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的部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强大，攻击的频率会越来越快。这是西方政治家惯用的方法：“永远都是你的错，时时都是你的错”这是一种咄咄逼人的伎俩。所以以这样一种方式，时刻提醒你中国、你有很多问题，你需要我的指教，你需要我的帮助。给你心理一种压抑感，他永远在你上面，他是世界的主宰。在文化上也是这样，西方人总是主动灌输他们的价值观念，说你的文化这个不是那个不对，久而久之你会自觉地，不断的检讨自己，那还有可能看出自己文化的长处呢？那还有可能看出他们不足之处？总之西方人很会让你学会如何崇洋媚外，他会时时教你让你永远记住他是主子你是奴才。至少你不敢想像有一天你也能做主人，所以中国人必须要有自我意识，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文化上从来就没有高低之分，文化的失落，是民族的耻辱。西方人想支配他人的心理客观存在的，你说他自私也好，说他本能也罢，总之，他要他自己活的舒服，他关心他自己比什么都重要！所有的利益分配都以他的目的与愿望在运行，至少希望这样运行。这是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一大特征！也折射出西方文化中自我中心支配他人的特征，在文化战略上他们有同样的策略。当然，毛泽东讲“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有他的气魄，人有的时候要强调精神的，在战略上要藐视，是纸老虎。在战术上要重视，因为他确确实实是真老虎。西方人也会学会适应不断变化的中国而调整策略。妥协是政治的良药。他们也会学习如何适应将来中国强大了要树立自己的形象首先是现代中国文化的形象的愿望。一个真正的强国是要有高度的文明和文化：文明指的是科技成果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表现形式，而文化是一种民族的精神和灵魂，这包括价值观，信仰，语言的思维方式等等这些抽象的内涵通过文化的载体，例如文学，戏剧，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科技成果和人的言行表现出来。

   西班牙之行的最后一星期，我在马德里与巴赛罗纳这两个欧洲名城度过，柏拉都博物馆的委拉兹贵支的大作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画家我不得不佩服他的绘画天才，如此大的画幅（纺织女）能轻松“写”出来，一气呵成。如此复杂的造型场面真是奇迹。在马德里的柏拉都博物馆我反复去了几次观看他的代表作，我甚至认为他要比仑勃朗更有才情，哥雅比不上他，但由于涉及许多题材问题，哥雅的名气比他更大，巴赛罗纳市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著名的建筑师高蒂，他的建筑设计上的曲线运用以及东方阿拉伯相配的瓷砖拼贴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这些大师的作品事实上与中国的绘画大师尽管在材料，形式、内容有很大不同，但在表现人的情感、气息的自然流露方面都达到“神游”之境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原来我对西方油画的认识一直停留在技巧的层面上，特别是写实的画风，我的偏见是，一直以为用笔传情不够（可能是原作看的不够，或者说大师的原作看的太少）精力放在造型处理，空间运用之上，现在这种偏见已不复存在，油画也非常讲究用笔。人类的情感是共同的，同样，中国的许多好东西西方人看的太少中国人自己又不重视，问题就来了。我想一个人经历，见识，太重要了。董其昌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实在是恳切，要多看多学才能长见识。有时启发还来自相反的参照，我自己体会是越看西方的东西多，就越能体现到中国文化艺术的独到之处。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只有世界文化这面镜子才能精确地照出中国文化的特征。”                                          

   我在普林赛斯哈夫国家艺术博物馆个展的期间，研究员sedera打来了电话，荷兰女王的大儿子亚历山大来观看你的画展同时随行有一位阿姆斯特丹市的老太太mia米亚博士也来了，我一听这个名子立即反映过来，这位老太太是著名明阿姆斯特丹画廊的老板，是画廊圈的大哥大，因为她是资格最老的艺术经纪人曾给威廉，德库宁、卡罗阿波做过代理，在纽约还逗留过很长时间，曾在美国学美术史，由于几十年代理的生涯使他的名望很高她对艺术家的要求也高，没有高质量的艺术家她是从来不接受的，这样一位老前辈特意赶来观展必有好戏，过了一个星期后mia米亚博士从sedera那里得到了我的电话号码给我打来电话直截了当地提出为我办画展，当然她也知道她的顾客圈是荷兰当代最上层的一批人，她的大哥是荷兰前任外交部部长，很多国会议员部长、省长以及重要的生意人都时常光顾她的画廊，她在欧洲最重要的几大博览会都有她的固定展位，让这批人收藏我的画，肯定对我在荷兰前途与知名度有突破性的大发展，她要求我与荷兰最重要的美术杂志KUNST主编交谈一下有关中国艺术上的认识，作一次全面的沟通。并组织许多美术刊物对我进行学术层面上的采访。她要向我显示，她是一个严肃的经纪人与亚斯基画廊不同，有很高的艺术品位，并且她是从国家博物馆那里找到我的，不是一种商业化的炒作行为，然而说心里话，我已经非常了解画廊的功能，画廊就是卖画扬名的地方，只要能使重要的有钱人收藏我的作品，只要我的作品能走进他们的生活，我就永远存在着他们的记忆之中，要说学术性，画廊的功能怎么能与博物馆相比呢？如果不是连续两次在荷兰重要的博物馆举办了个展，这位老太太是不可能找上门来的。当然她能叫这么多的美术杂志作介绍，并把我的画，刊登在美术杂志的封面上配合着艺术评论主编的大块文章对我总是好的。我已经没有这种出来乍到的兴奋情绪了，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按排的火火红红的。只是她要求我在她的画廊做一次中国书法艺术的讲座，我算是认认真真准备。她还热情请我去她家：一幢典型的阿姆斯特丹河边的房子有着350年的历史，里面尽是她的艺术收藏品还请我们吃饭，还叫来了很多外交官作陪，其中有一位老者居然做过蒋介石的翻译荷兰驻当时的中国的参赞，还有一位还见过周恩来、邓小平。更有意思的是有一位还是女王的随从与女王曾去过内蒙古大草原（女王当时还是公主还尚未继位）总之她特意找了一些有关中国的人员来与我交往表示对我的友好。老太太是一个出了名的古怪人，一生未婚，圈中人都怕她，是难打交道的人，但都明白她的能力和品味，也不敢得罪她，好在我与她还相处的不错，我们合作了六七年，都很和谐。其实我非常理解她，一个能干的人一个有才华的人，那一个不是怪怪的呢？因为他们不是平庸之辈当然有出人意料之外的言行举止。好在在西方社会人言不可畏，你照样可以伸直了腿走你自己的路，说你爱说的话，做你想做的事，谁管谁呀？更何况荷兰是一个相当宽容的社会什么都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是一个古怪的艺术老人，搞艺术的人不古怪，能搞好艺术吗？荷兰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西班牙之行结束后我再次被邀请参加去法国卢瓦勒艺术展览活动。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步入法国乡村地区领略荷兰人津津乐道的法国农庄的迷人情调，我的一位朋友是在莱顿大学里做教授，他反复告诉我法国是个美丽的国家，法国拥有上帝需要的一切，这是上帝居住的地方。荷兰人都特别喜欢在法国乡村渡假，她不仅仅是交通便利，迷人的自然风景、海洋、山坡、湖泊、森林和温暖的阳光还有数不清人文景观、教堂与城堡。我开始爱上这一浪漫的国土，尽管我连一句法语都不说（当时）我更爱上了法国乡村的古堡，我一直在盘算着假如我在一片暖和山坡上附近围绕着大片森林，在我的面前又有着一条迥延的小河，一切都必须是宁静清新的绿色。有着一座古老的城堡属于我的，我能安安静静地作画过着“隐士般”的生活。这真是仙人过的日子！我在做着我的美梦，后来我的美梦居然实现了！当然此事可谓一波三折、好事多磨。但必竟我现在坐在我的城堡Chateau Macheil的沙龙里，面对着法国式壁炉燃燃的火焰写着我的回忆录，往事一切由如梦幻般的涌来。

八、买一个法国城堡

由于我当时不会法语在法国乡村要找城堡可谓寸步难行。首先我的朋友告诉我，在法国，大型的古城堡一般都有二三百年以上的历史就有几千幢，可是这样的城堡实在不能要，因为面积巨大，管理困难，维修，保养费是天文数字，在加上法国政府明确规定，文物保护，城堡维修，必须维持原状，不得作任何更改，有些狡猾的日本商家，没有深入了解当地的法规，纷纷上了法国佬的当，他们花了巨额投资买下了古堡，又想偷偷地将古城中的历史文物遣迹拆下来运回日本古董店赚取高额利润，可是法国的法律是严格的，很多人浪费了许多钱为法国人来保护文物作贡献。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看看巴黎城的卢浮宫，巴黎圣母院整年不断地维修，今年修东边，明年修西边，后年又轮着过来维修保养是没有止境的。有经验的人士都知道，这样的古董建筑买下来容易保养很难，19世纪以前的建筑内外很多部件都是手工制作，而且独一无二的各式形状，材料，与现如今的规范建筑成批成型的方合子房子建造与维修方法可谓天壤之别。但是我还是继续做我的美梦，希望能找到合适的城堡，满足我的愿望。其实真正内在的原因是我作为一个画中国水墨画的艺术家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想想过去历史上许多大师们那一个不是生活在自然环境里，远离城市渲闹。更何况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心灵回归到大自然中间将会带来亲切、平淡与世无争的境地将是何等的重要。我想起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逍遥态度，更何况这么多年来的拼博，我也应该准备一个安静的地方，使我艺术创作境界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演进。经过一番努力，一点收获都没有。中小型的城堡欧洲人早就住下不愿转售出来，即是有一些也是出租城堡部份，不愿完整地盘出。然而运气就是说不清楚，上门来找你想推都推不走。         

   我在荷兰的书店里寻找最新的法国房屋出售的杂志，这些杂志期刊总是不断提供新的房屋信息给荷兰人，因为太多的荷兰人热切地希望购买在法国乡村的房子作为资本积累或是渡假之用，因此关于销售法国房子的杂志期刊在荷兰就有6份。一天晚上我的另一位法国城堡的“发烧友”突然兴奋地打来电话要我看最新的Maison杂志（法文：房屋）：让我眼睛一亮：这是一幢神秘的城堡的外型，我第一个反映就是是否该主人只愿出售一部份？可幸的是并不是那样令我失望的情况，我第二天就急急忙忙驾车四小时来到法国诺曼蒂找到了代理商agent，由他带领我们前去实地考察。我们沿着法国西海岸到圣母河海口Le Somme，（对面是隔着英吉利海峡英伦三岛），向内陆15公里左右，来到一个安静的小村庄，世上确实有如此巧合的事，上帝会按排我的梦成为现实，城堡安祥地座落在小山坡上一片大约5万平方米的长着几百棵古老的大树，很有规范的排列着，城堡还有内墙，高高塔尖交错着各种优雅的几何形体座落有序的烟道、暗红色的墙砖配上乳白色的百叶窗，蔚蓝色的天空浮动着朵朵白云，听着林子中的猫头鹰鸣鸣叫声，这是一种渗透着仙境般的美景，脱世冷僻的世外桃源，真是太美了！我还来不及顾上看古堡前三百米不到的森林与河流地带，我就对着代理商agent 嚷开了，我要买！我要买！（其实我连房子的里边都没有看）房子里走出一对中年夫妻与代理商agent说了一大堆法语，我看到agents的脸色有点难堪，我赶忙去问，agent失望地告诉我，他们改变主意了不想卖了，我顿时凉了半截，尽管我知道法国人做事说话没有方寸，出尔反尔是出了名的，但也不至于让我们白跑400多公里来空欢喜一场呀？是不是不愿意卖给外国人或者说中国人？我突然来了一阵自卑与愤怒的情绪，因为我知道，法国人高傲劲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就是莫名其妙地瞎傲气。Agent也说不明白，我们失望地往回赶，我的朋友一路上讲了许多法国佬的坏话给我解气，事实上荷兰人心底里确实看不起法国人的这付德行，法国人喜欢说大话，做实事总是有意想不到的失控情况，他们称之为Franch Flag做什么事都一挥而过，守信与准时永远是法国佬的毛病，他指着公路上的法国人的车，看他们开车那付随便样，一点守规矩的习惯都没有。他谈起在法国度假经常碰到的奇闻，法国人是如何敲外国人的竹杠，死要钱的一付嘴脸令人憎恨，而且是做事就是喜欢表面文章，华而不实。讲了许多关于他在法国的房子修理工程中的遭遇。。。。。。。总之最后他概括地说了一句；我们荷兰人除了爱法国的山山水水与教堂，城堡，最讨厌的就是法国人。这让我想起历史上拿破仑率军入侵荷兰的那段时期的情景，可以想像荷兰为什么讨厌法国人，但从我的角度来看，荷兰人既然不喜欢当地人，却要住在那个地区真的是又如何作解释呢？荷兰自然环境确实令人诅表，弹丸之地不说，气候多雨又冷，日照又不够，荷兰人民需要去法国晒太阳呀！真是可怜的荷兰人。

   荷兰人在17世纪到处扩张寻求贸易往来，寻求殖民地拢聚掠夺他国的资源、领地、野心勃勃地一度成为海上霸王，不可一势，其最主要原因就是地理环境恶劣、穷则思变，就有紧迫感、危机感，这就养成他们努力开拓的精神。在法国有相当一部分风水极好的地区都让荷兰人买下房子成为他们的“居住地”了。特别欧盟一体之后，荷兰人多能说五种外语能力一下子发挥的淋漓尽致，讲一口流利的法国语，生意脑子很精明，法国有的是空子让他们钻，法国房价相对比荷兰便宜，这让荷兰人真是得到不少好处。今天欧盟进一步扩大，荷兰人用不着像当年当海盗那样，使用武力强行霸占别国的领土，而是悄悄地用他们的智慧一步步地蚕食别人的利益，做的不动声色，等你意识到，他已经站在有利地形。客观上，当今世界人们不都在玩这种游戏吗？荷兰人总是骄傲地认为：世界上到处都有中国人，也到处都有荷兰人的足迹。荷兰人的大公司风靡全球，同时很会用他的足球运动来吸引世界人民的眼球。荷兰人非常喜欢全球性地旅游，带回便宜又好的货物，艺术品，又带回来别国文化的知识，荷兰人知识量惊人地广博与他见识有很大的关系，相对其他欧洲国家差得太多，这也许就是荷兰人为什么斤斤计较瞧不起别国的原因，最后这几年，荷兰人脚也越来越长了，很多人在东欧忙着买地产、办投资忙得不亦乐乎，那一天房价往上涨他们就会狠狠的赚一把。他们的经验谈就是：“你们不要我要，你们要了我就给你。”他们总是能发现他人无法意识到的价值为先，然而当你意识到时，你不得不出高价买回，这就是重商民族的精明。

   回到荷兰一个月左右，突然agert来电称这城堡又往外出售了，并且要用拍卖的形式。我一时不知听错，不知其中原因agent足足花了半小时电话费，才讲完了这城堡的故事，此城堡建于1850左右，是一座典型的路易十四时期的皇家冬季打猎用的小型古堡，由于附近有一个约300平方公里的大森林，每年这些皇家贵族都要来此打猎为乐，20世纪50年代归国家所有，但仍保持原来古堡的名称Machiel，由于当时地方政府财政开支困难，不得不出售。由于耗资巨大，一位拥有者很难承担所有修筑的经费。几经转手都是主人装修一番卖出来，又修整一下，换另一个主子。换了多次后，轮到我之前的主人是一位当地医院的院长，这对夫妇终于花了不少钱，完成了地下水道的良性系统的开掘与屋顶的全部整修，使整幢建筑基本上设施有了改善。当然按照荷兰人严谨的维修为准，还有很大距离。（例如，暖气系统，水电供应安全设施，墙体绝缘材料）然而该院长私自动用了医院的劳力与贷款被人告发，法院判决此人贪污行为勒令必须售出此城堡作偿还，此人还得坐三年大牢。这就是为什么会在这时期内含有如此大的变化，实际上主人已意识到他的行为已经东窗事发，想提前出售，但已被当局发现，勒令查封由法院处理，最终公开拍卖。这样看来只要我诚心想要此古堡还得战胜许多投资者。我当然异常兴奋好几天都没有心思画画,我与我的会计师反复商量对策,精明的会计师无法理解一个艺术家的心态,特别是一个中国画家的心态,他一上来就竭力劝我不要买,从维修方面来计算这笔“投资”是愚蠢的！第一，不实用，这样的“古董“除了要花巨大的资金维修之外，还要不停地保养。第二，支付大量的固定税金：国家居住税、财产税、土地所有税，当地人头税每年都得支出，第三，银行无法贷款：荷兰有规定购买第二幢房屋在其他国，荷兰法国双方银行都不贷款。第四，投资回报率没有，你是个画家不是生意人不会出租古堡赚钱。如为了赚钱应在大城市买房出租获取利润。总之，实实在在的会计师很冷静地分析了一切不利因素，最后还补充一条；你每月或每星期去法国来回800公里，您的汽车损耗与气油费每月需1500欧元还不包括精力与时间。我一个文化人确实没有生意人的头脑，当然我明白钱能生钱的重要性，但这次我是花钱买我安静的环境去作画，花钱买我的喜欢，难道不算是我最重要的理由吗？更何况单纯从“功利”角度来看，花钱买一古董城堡确实体现一个画家的经济实力，说明画家确实卖出了不少作品，而卖出去的作品多社会就有大的影响力，反过来会更刺激新的收藏家投资周俊艺术的信心。一个画家的画在市场上有一定的数量之后，谁也无法将他推倒，因为作品一直存在着，只要作品的质量是好的，就会不断地释放能量。用钱来买一个实物是最好的例证，体现画家的实力，在西方有能力，有实力就要及时地体现出来让人们迅速地意识到你的价值，这没有什么可谦虚和含蓄的，证实你是一个出色的公民。更何况你的钱是干干净净地交过税的，无形之中画商、收藏家意识到你的作品价格与层次。一个中国画家拥有一个法国的城堡本身就是向荷兰人显示这位画家的修养和层次与实力。也就当花钱出风头吧！同时当你拥有这一座城堡你接触人的层次也就会更上一层。你的品味也会让那些没钱有文化的人。有钱没文化的佩服。总之我就是要向西方人玄耀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并且我能永久地将属于我的代表作品放在我的住处，我死了城堡就是周俊的博物馆，一个中国画家在欧洲博物馆，我当然明白在我这辈子是看不到西方人对中国绘画，周俊艺术价值的真正理解，这没有什么可以埋怨的。我作为一个中国艺术的传播者开拓者就是来做铺路石的。当然，当今现实的中国艺术家们对我理想主义的追求不以为然，或者说不屑一顾，但我的存在，我的画作的存在，我的城堡的存在，就是历史的事实。我孤单一人来到西方说是为自己，也可说为中国人，也可说为中国艺术，自有历史来评说，因为海外中国画家他们的艺术活动意义已不是仅仅像徐悲鸿，刘海粟等人将西方艺术介绍给中国，使中国艺术不断发展，而更重要，更深远的意义是，他们以成熟的中国艺术家身份带着已有的成果涉足于世界画坛，去影响，去发展世界艺术。读者读到这里以为我是一个狂想者，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唯我独尊的艺术家，我想这是对我最大的恭维。一个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是要有信念与理想的，那怕这是不现实的，实际上按照人类的价值观念，艺术家的思想就是不现实的，要不他就不是真正的艺术家。艺术家行为举止也是不实际的，因为他们与常人之间就是格格不入。所以无论是从“功利”的角度，还是从我内心回归自然的追求：买城堡是正确的，尽管这是件不实际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举止。

城堡进入了拍卖程序，我们再一次长途跋涉，来到Abbeville阿毕维尔当地法院，当即我就感觉到法国人排外的嫉妒心态，他们非常不友好地看待一个陌生人成为他们城堡的拍卖竟手。但我们的介入又一切都是合法的，他们也找不出任何一个阻止我的理由，最重要的是我们的agent是一位精明的当地法国人（有英国血源）说一口非常地道的当地法文，当然他要赚我的钱，也明确地建议我：首先确定你的心理底价，在这个基础上多出15%法国人会退让的，看来他非常了解当地人的心态，价位随着竟拍不断逼近我的底价，当竟价到达了超越20%时，众多的法国人还很激动地向上抬价，agent回头看看我一眼，我以坚定的眼神回答了他的请求价格继续攀升，只剩下最后二个法国人与我，我当时脑子非常热，我就是要不顾一切代价拿下这一城堡！价格已超出了底价的80%，只剩下一位法国人与我，我毫不犹豫地指示agent继续向前，终于到了超过105%的价位使法国人退了！agent神气地炫耀起他的傲蛮，再加10%！显示这位中国人势在必得的精神，为我出了这口恶气！终于竟拍结束了，我们超过我的心理底价115%的钱买下了我想要买的Machiel古堡，律师的秘书在办理手续费过程时，吃惊看着我，我的上帝，这位中国人是不是钱没处花？法庭律师最后一道声明也让我吃了一吃惊，从现在起14天内支付成交价格总额的80%，可恨的法律！并且在三个月内，当地政府和人有权用同样的价格收回城堡。法国人就会玩这套！但我的agent告诉我：“一点都不用担心！你放心，法国人就是大嘴巴！他没有这个能力，更何况你已经支付超过现价的115%拿下举拍，当地政府没这个能耐，要不还搞什么法庭拍卖，不就是要尽可能多拿钱呀！这是一笔失败的买卖，因为我多花了115%的钱，这是一笔成功的买卖，因为我买了我的喜欢。

我们走进了附近的酒店打开了香槟相互祝贺，我这个画家形象突然在这些为我工作的律师面前高大起来，他们一直在问我，你在那里办画展？巴黎、纽约、伦敦、阿姆斯特丹？回想起初次我提出要买城堡的事他们不以为然的神态，以为我在恶作剧。一个画家再成功还能有什么能耐？西方人的毛病就是这样，过高地估计自己，过低地估计别人，特别是过低估计中国人，何况还是个画家。                              

九，“莫奈是我的邻居”

    我们搬进了Machiel古堡，这方圆九十公里怎么可能有个中国人出来？周围附近的法国人都非常的好奇与新鲜，特别作为一个画家，特别是一个中国画家，村庄里的人都对我很友好，我也是故意经常花钱找村里人干活，有人帮我打理花园，有人帮我打理房子，有人帮我打理苹果树林以及这几百棵大树总之要有人照管的。我还特意从荷兰请二位专职的建筑工人协助我完成上届主人未完成的修理工程。终于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开始完整了我法国城堡的隐居生活。但是还是有人议论纷纷，有的人认为我很快会卖掉古堡，像前几位所有者一样转手赚钱。也有人认为我会像莫奈一样在这城堡里住上一辈子。法国印象主义大师莫奈在法国出了名后就在诺曼蒂买了一个庄园离我的城堡约60公里处住下来，许多重要的画作都在这个庄园里完成的，莫奈喜欢打理他的花园，在他的花园里还安装了一座日本式的小桥，他有许多风景画都是在描述他花园里的环境。莫奈安祥地居住在他的庄园里一直到他去世，许多美国的画廊老板都直接由美国经巴黎来他诺曼蒂庄园会面买画。莫奈是一个烹调爱好者，喜欢自己亲自下厨为家人做饭。                 

   由于“寂寞”的城堡生活，我答应了许多在荷兰的学生们每年夏天来我处，陪我一起画画，从中也可得以我的教诲，说到学生，这些人有的已学成多年在各个学校教书，有的本身就是美术学院的教师，职业画家，他们从我的作画中得到很多启发，他们有的继续他们的油画创作，但以平面的思维，画起了想像空间。当然也有人喜欢用水墨原味直接参于中国画的形式在油画布上的实验，这样难度就大了，进步也就很少。我把这些人归成类别，专业水准、业余水准的、纯属业余爱好的。进行不同层次的辅导。起先我没有把教学当认真的事去做，以前我一直认为办画展扩大影响就行了，但随着时间延续，自己觉得孤独一人应该培养出一批学生出来，形成一个群体，也算是我对欧洲作一番贡献吧，然而事实上通过教学我得到了意向不到的收获，面对另类文化圈的学生，给我的启发远远超出我对他们的付出，尽管一开始我的初衷是想认识更多的人，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社会。 

  十，教学的收获        

   要想了解社会，有人劝告我最好的办法就是接触学生，不仅仅是专业美术学院还有很多文化教育中心，只有这样你就会认识各种类型的美术学生，通过你对中国画的教学，会对你对别人都有一个新的视角去理解中国文化艺术的精神。说到教书。在我的教学过程，我确实从中得到不少益处。因为我所处生活的时代（在中国）严格地讲是一种中西混合的艺术教育，有许多绘画教育很难辨别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  

因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虽然传统中国画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幸运的是，在近代史上还是被基本保存下来，甚至文化大革命都没有彻底摧毁这一传统的延续。然而现在面对西方的学生，就突然给了我机会理清以前我在中国学习实践中那些是中国的，那些是中西合壁的，那样是西方的。有些东西在中国时不以为然，但在与西方学生接触时，就会突然意识到必要性与特殊性。比方说圆锥型的中国毛笔与西方油画使用的刷子，材料性能的不同，反映在画面上的使用方法就不同，如不能掌握它的规律，丰富的运笔就不自然，效果就很僵硬，没有生机。这些中国的学生一般不问这问题，而西方学生就不免大惊小怪了。油画刷子沾上颜色，画家的注意力就放在着色的地方与部位，刷子上的色彩在没上色之前不会变化。这一最基本的原理折射出选择材料本身就具有观念性的倾向。中国画就是着重自然效果。如我们把这基本工具“创新”特点改革掉了，不是扬短避长吗？特色也就消失了。

传统水墨水常常以“写”为术语、写神、写形！写意，洋学生们非常能理解“ 写”的含义，因为西方学生所受的教育是导致他们不是很在乎他人的反应，都很“勇敢”随意地表达自己，可谓“天生”的下笔胆量有余，但“写”的前提是，没有犹豫，是对描述的物体了如指掌的缘故。他们通常随心所欲的情绪流露不是问题，他们更能理解“解衣般薄”：不是有意地强调个性表现或者艺术的标准，而是一种创作的行为方式，一种态度。但是“疱丁解牛”的境界前提是要下苦功夫去练习去理解对象的。

“写”作为人的心机流露的行为方式，由于更能体现“任自然，返质扑”（庄子语）的精神，是人类共同的情绪流露，是不分东西方的，这就是为什么不说中文的西方艺术家们和一般有艺术修养的洋人看待中国书法艺术，依照很崇尚，大家都能引起共鸣。

西方艺术特别是现代经典非常推崇“纯”，则不过“纯”的效果由于材料不同，效果不同。然而“纯朴”的痕迹，仍是生命力的自然本质，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宣纸与圆锥型的笔相对语而渗化，显示出自然的肌理效果，体现出中国传统水墨的独特性要比其它材料更能体现精神的单纯，朴素。即“朴实无华、平淡自然”。中国水墨有着“纯朴”因素远超过“美”的范围。“美”是观念的，“纯”是最终的归宿。

西方学生对“天人合一”的认识，只能是死记硬背了。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人是自然的一个部份，还好谈。主客观不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换句话说，主观与客观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交融的。这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西方人的思维，主观与客观是明确的二个概念to be or not to be是，或者不是。你就是你，我就是我。要叫西方人学会站在别人立场 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包容”这个概念西方人能理解这可是难事，能做到这一步，世界上很多事就好办了。主客观交融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是绝对有中国特色的，事物的双方有关联，就不会孤立地看问题，解决问题。艺术上，观众与画家始终有一种默切点来相互平衡与沟通。作为绘画形式，西方艺术只能回归到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绘画传统上才能重新开发，却不说这种形式曾经受到东方思维的启发，至少现在必须要从理论上接受中国文化主客观关系的观点。西方艺术家就是过多注重了主客观对立的一面，冲突的一面，而忽略事物矛盾的沟通一面和谐一面，主客观的交融与平衡这种思维是东方人的智慧体现的解决矛盾可行性，看待主客观关系的有所不同这不竟竟是在艺术问题上思维方式，今天，世界能接受由中国人的思维来主导的话，这个世界矛盾要减少的多，要和谐的多，要学会表达自己的愿望的同时，不要忽视对方接受的可能性。但愿西方的政治家、艺术家能明白这一道理。我的西方学生在我多年的教育下，不知能否真的明白这个道理呢？

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精神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超脱”：回避卷入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社会与他人的干扰。完全是个人精神活动的家园。这种态度是通过对自然的理解去领悟人生的哲理，天地之美的非功利性，从中去理解人生的真正含义。我觉得这是中国艺术精神中最有价值一点，而且是具有人类共通的价值观。     第一，首先‘人与自然的对话是纯洁的’。因为自然——万物之造化。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偏见。人对自然的描绘，不仅仅是由于美丽的自然景观，更主要是领悟人生的哲理，生命的含意。生命的源体虽然是渺小的，微弱的，但是活着的。“一沙一世界，一石一春秋”仅仅理解自然景观为美丽是深浅的认识，生命的存在是最本质的。西方的学生都非常激动，许多艺术同行也非常吃惊；中国画的几枝树枝，一朵残花，几片败叶，足以赏心悦目的含义原来是有深刻的人生哲理，远远超出了西方静物画，山水画风景的思想境界。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现代艺术所谈论的“观念为上“的标准，中国艺术早在近千年前已经明确地指出了。

中国画讲究‘品味’说到底就是体现‘纯’的精神，如果我们迎合商品化社会去“创新”改造中国画这一博大精神的理念，迎合物质主义的价值标准，实用主义的“万金油”的功能，中国画独特的价值就没有了。我始终认为用西方绘画来改造中国画，有点像中学生去给大学教授上课，中国画能在商品市场流通，但是不是为商品化而制造，因为他是个人的精神活动产物，他之所以能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引起共鸣，得以流通，因为这种个体精神活动体现在以自然作为主题的特征，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份，人与自然无法分别，自然永远能成为与人对话的对象，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被淘汰或落后。所以从这一个层面上来讲，没有传统与现代，没有西方与东方，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辩，有人类的地方就有人欣赏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作为能体现这种精神的中国水墨画家的画作能打动西方人的心灵吧。讲西方人不懂中国画，我看许多中国人也不懂中国画，人的层次确实存在着差别，看你碰到那些人。

第二，我要更多强调是由于‘人与自然的对话是个体的空间，没有社会功利性’。 在古代，回避现实寻求个体的精神空间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时尚，这种传统的来由是由于不得已为之点，逐渐转化成一种理念，在封建时代，个人表达思想的途径受‘君臣父子’的等级限制，有思想有抱负无法在封建社会结构中发挥，从而涉身于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的喧泄。与其说是逃避现实，还不如说是厌倦现实人生，活在艺术的虚幻中追求个体的空间与自由。

我在西方的演讲里关于这一点，深受广大的艺术家们的共鸣。西方艺术理论是没有这种说法，或者说没有“超脱”这个词汇。

‘超脱‘确实是典型的中国绘画精神中的一个亮点。

第三，人与自然的对话是人生的修炼。淡泊人生，抵制现实的诱惑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对自然的体验，恰恰是涉身于社会之外，才能领悟宇宙之浩翰，人生之渺小，对人世间的烦锁与其中，而置之身外，以静观的态度领悟人生价值的深度。从自然界的现实中得以启发，生命有限，及时体验。对生命的执着与珍惜，西方人似乎要比中国人重视的多，很多西方人没有那么多的‘欲望’，在物质条件达到一定程度后，更着重精神生活的质量。‘人与自然的对话是人生的修炼’，他们非常能理解。

十一， 文化扩张也是一种无奈     

   在西方，艺术家从来就是贫困的，这是普通现象。通常在从事艺术领域里，很少有人靠艺术为生，艺术家多多少少都有第二个职业，能以艺术来维持生机已是相当有能力的人了，曾经有个调查报名，在荷兰只有3%的画家能靠自己的艺术品出售维持生机，这还是在欧洲与其它国家比起来算高的，（相比较中国政府居然还养着美协，画院这种类型的机构，画家还可拿工资画画也算是中国特色了。）荷兰人对艺术家的重视还算是最好的，有许多机构，贫困的艺术家可申请资金。甚至在70、80年代国家固定收购专业艺术家的作品，作为支付生活费的回报。只要是美术专业毕业的画家一概而论。然而就这样一种情况，无形中养了一批懒汉出来。这种政策的来源主要是荷兰出现过，像凡高这样的大师，当年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这一直作为荷兰人的耻辱印在人的脑海里。荷兰政府就是在吸取这样的惨痛教训的影响下制定这一国家特殊政策，不幸的是并没有带来艺术繁荣而是造就一批懒汉出来引起社会上纳税人的大大不满，客观上的问题就在于艺术家没有介入社会生活，没有给社会作出相应的责任，就失去了社会的支持与理解。政府收回这一政策对艺术界的打击是沉重的，很多艺术家只能改行。美术学院从16个美术学院缩减到8个，学生来源大大减少。更严峻的是，前几年，荷兰文化部花了近2年的时间作了一个调查报告，结论就像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观察的结果一样：艺术远离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与社会无关的小圈子，竟然成了只拿钱不干活的从事艺术职业活动的人群类。这个报告带来的后果是大幅删减文化事业的预算，许多博物馆的压力越来越大，面对越来越少的观众，必须要努力工作，翻新的花样来吸引观众回来，然而真像前几章我所说谈论的那些艺术评论家，馆长，已习惯了已有的艺术理念与思维方式，这种现代西方艺术的观念已不能代表“现代”艺术的真正意义，已成为保守的，落后的时尚，要靠他们自己来改变是不现实的，也是痛苦的。更何况他们已经在重要的位置上，自己当然不愿让出来让具有新思想的人上来。但要保住乌纱帽就必须做出实事让上级、社会满意。这就是真实的内在客观原因，显露出向第三世界输出西方现代艺术的原动力。

首先要向上面政治家好的交待，我们在推广西方价值观上认真努力全力扶持非西方国家的“西方艺术”，其次是，由于不同背景的非西方艺术家搞西方现代艺术必定与西方艺术家有些不同，至少会对西方社会观众带来一定的好奇心与新鲜感。同时向西方观众贯输一种理念：西方现代艺术的价值是有无限的生命力的，看看其它民族，他们都在学我们，我们的现代艺术是代表人类先进的艺术潮流，将领导世界艺术发展，我们的艺术价值观将在全球发扬广大，前程辉煌。看看，连像中国如此的泱泱文化大国也在深受我们的影响。

他们确实非常地努力扶持非西方国家的新生代：建立基金会，举办画展，推动非西方国家的西方现代艺术继承人的市场价值，资助年轻艺术家（当然是搞西方艺术的人）利用媒体大做宣传，评论等等，就是一方面向西方世界显示他们的努力，另一方面这些年轻有才华的第三世界的西方现代艺术新学生，确实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虽然不是有原创性，但就凭这般新鲜劲，凭着依仗洋人各方面的道义、物质，人力上的支持，虽然没有群众，社会的响应，但还是能在中国艺术领域里风光一阵子，出很多风头。换句话说他们确实也诚心诚意地希望这些新学生能在本国开创自己的势力范围，成为“开创者”。然而这个功劳当然是西方人的，特别这些西方博物馆、展览的组织者，画廊的老板们，他们凭着足够的数据向历史做交代；从金钱的资助到书籍的出版到画展的记载以至画作的收藏。这是件非常成功的美事，一，向西方政治家有论功行赏的理由。二，满足了西方社会的好奇心，增加了观众对西方现代艺术的信心。三，培养与造就了西方现代艺术的继承人以及病入膏肓的西方现代艺术又有了新的生命建续点。四，最重要是保住了自己的乌纱帽和权威一世之位置。

 十二， 西方现代艺术价值观在中国渗透成功     

从今天来看，这部份的西方现代艺术的权贵人士的作为还是成功的。作为一个居住海外的中国水墨画家旁观者反观中国的现状：伟大的中国已涌现出一批从事西方现代艺术理论人员，创作人员，他们在美术界这个层面上已有影响力，更有趣的是，在这批从事西方现代艺术人士中有些已成了权威人士，由于中国人、亚洲人天生的崇拜西方文化的情结加上对权威的尊宠，西方的文化从来都有许多义务免费的推广者，这些人在中国年青人群中大有市场，这些人的威力越来越大，他们在尽心尽力地传播西方现代艺术，他们以为自己在做开创性事业，成为美术史的里程碑，教育下一代。实际上他们在颠覆中国文化，已成为民族艺术的掘墓人！在他们的影响下，现在的年轻人，大多都失去了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已分不清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差别，认为画中国画是没有前途的，很多人都不懂书法，“学中国画的人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低，读博士的还不如从前的本科水平，更不要说硕士学士了。中国画的形象越来越商业化，在中国美术学术界已成为弱利群体，所以我说，这些西方的政治艺术家很会玩这个地球的，他们打着全球化的理由，推广西方艺术的价值观念，是在为自己延续生命为自己树牌立传，你们作为随追者都让他玩弄于股掌之间了。你们是这些艺术政客最可爱的利用者，当然“周喻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样一种情况不知多少年以后才能纠正过来。这可是一个令人无奈的阶段，但我坚信，中国的文化人会觉醒过来！

而像我这号人物在欧洲恰是他们最忌讳最尴尬的画家，因为我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从事的是中国特色的东西，不是在与他们唱反调吗？不想法整你，已经是你的运气了。当然西方社会的民主状态，使他们无权来干涉你的创作自由，最多在报纸上找人骂一通我，号召大家不要喜欢中国画，说什么中国艺术是没有个性的落后的封建思想残余，但这也阻止不了观众对我作品的喜爱呀？因此不要轻视自由市场的作用，有时它能平衡学术上的腐败！当然他有权力在他的势力范围中不谈论你，假装不知道你，不做你的艺术谈论者，减少你的影响力。总之才不会做你的义务宣传推广者。这点能做到的。然而他们真得不懂艺术吗？不是！他的工作他的职业不允许推崇你，或者说就是要封杀你的传播能力，但并不代表作为个人，他不懂得世界上除了西方艺术就没有其它的艺术存在了。有许多博物馆馆长，研究员，通过画廊买我的画不与我直接接触又为什么？说明还是喜欢，但是个人的喜好与工作是两码事，他的工作就不允许他个人喜好掺合进去。政治家与这些艺术界的巨头都是有职业“道德”的，自我文化意识非常之强烈的。

我还记得刚来的时候，就有人想采访我，明确要求我谈谈文化大革命中我家庭的遭遇与作画的困境，我当然摆脱不了中国人要面子的“传统”，我的脑子显然浮出一句中国老活“家丑不可外扬”，老子就是再艰难也不会为私利给你们透露！还有一位荷兰的记者说，“你要是画毛泽东与裸体女人在一起，准能轰动西方社会”。我挖苦他说，“我一直以为你是艺术评论家，原来你是在运用政治为艺术服务的手段而出名，他一本正经地讲政治与艺术是离不开的。”怪不得你看不懂中国画“，我回敬了他一句。 中国传统绘画深受道家哲学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远离现实政治，不做政治家的工具。这就是我对他们来讲，没有利用价值的原因。西方的艺术政客们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这是一种职业上必不可少的存在条件，但不是所有的重要博物馆都是这样类型的人占着位置，人是不同的，有些地方是纯讲艺术的，有的地方讲政治的，这也是西方社会多元化的特征，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大权在手，都走自己独断专行的路，由于艺术没有标准，或者说没有绝对标准。在西方，艺术作品本身已不是一个完整体，没有美术权威的解释与推荐许多现代艺术作品本身无法传递信息给观众，这都司空见惯的。虽然这听上去很滑稽，但在西方这是事实。美术馆馆长是被作为艺术权威的象征，他的口味决定了画家的前途，艺术家不重要了，（在西方美术界，伯乐在创造千里马）。当然通常一个品位低的美术馆馆长的位置是做不长的，我有一位朋友在德国做博物馆馆长，他坦诚地告诉我：”我的视域范围是有限的，我所选择的艺术家，不一定是事实上就代表最高的水准的，有许多好的画家不在我们视觉范围之内，因为我们的社会太分散了，人人各异，很多艺术家从来就不把我们当回事，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虽然没有人观注他们，凭不表示他们没有价值，只有那些对我们有兴趣的艺术家和我们来往，这才是我们的选择范围。我突然明白了许多以往无法理解的事实，怪不得我看见许多无名画家他们画的东西要比挂在美术馆里的作品好的多，我与他们谈起这些事实时，他们一脸不以为然的神态，似乎这些博物馆和艺术的年展与他意无相关，不屑一顾。他们并不是想去参加而遭拒绝而故作姿态，而是确实对权威的蔑视，或者不感兴趣，可能我是个来自崇拜权威的国土无法理解这些质量如此高的普通画家心态。但是有一点我可以断定，在西方，现代艺术运动早已经走向衰竭，它的内容空洞，游戏规则的无序性，已被社会边缘化，成为争取权力与利益分配的帮派的领地，广大的艺术家早已经对他失去了热情与兴趣。

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关于中国画家常常谈论的“威尼斯双年展”，有一个荷兰女艺术家申请参加，结果被同意了，可是没有钱参展，向她工作的美术学院申请基金遭拒绝，又向荷兰基金会申请又被拒绝，一位朋友建议她找一些生意人赞助，用画来换经费又被拒绝，最后一位新闻记者将此事登刊在报纸，用“艺术还受人爱戴吗”的标题让女皇看见了，最后女皇慷慨解囊出钱让她完成了心愿。可以想像，这是何等不同的对比，西方观众的冷漠态度说明了什么？这威尼斯双年展在中国可是名气大的很呢！头都打破往里挤，每分每秒的新闻都在中国美术杂志上大作报道，做他们的义务宣传员，我想狡猾的意大利人知道，只要拉进一个中国人进来，可是整个中国美术界都在谈论威尼斯双年展呀。对西方的崇拜、权威的尊恐，让我们中国人在各行各界为西方着实做了不少义务宣传员，回头看看，有几回西方美术界为中国的事做宣传吗？更不要说是义务的！西方人士特别是政客对待他们的民族与对待其它国家以及世界时，有着双重标准，对外总是有意识地维护自身的文化、经济、政治的利益为前提。在国内那就不一样了，民主制度的合理与平等体现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对社会不能接受的艺术，人民以沉默来容忍，让你自己自生自灭！即是有矛盾也通过各种途径得以解决。这就需要我们认识他们在不同范围中的两种面孔，认清这种双重标准的危害性。

十三，路德维希美术博物馆的周俊个展

1996年的春天，德国路德维希博物馆研究员阿尼德打来电话希望我能参与她的博物馆中国年活动并举办个人画展，路德维希是德国著名的大收藏家，同时他也是个有名的大企业家，他早年学习美术史并获得博士学位是一位热心于艺术事业的资助人，他拥有大量西方艺术的珍宝，包括像毕加索，马蒂斯，安地沃尔霍，柏依斯以及许多西方大师的藏品，在全世界拥有十二个私人博物馆展示他的几十年来的收藏。路德维希生前曾多次访问过中国，并赠画给中国美术馆一批有价值的西方现代艺术作品，中国美术馆还曾经计划以他的名字为名命的艺术画廊。我想国内美术界的上层分子对他并不陌生，这次他的博物馆举办中国艺术展览包括展出了台湾地区，大陆地区以及海外地区的中国艺术的作品，这还是在德国首次有如此大的规模。

 研究员阿尼德约好时间来我家看画，她非常欣赏我一些抽象的水墨画，许多巨幅尺寸的，特别是我的黑白水墨，德国人有一种天生的敏感能力，这个产生了对西方现代绘画有重大影响的德国表现主义流派的国土，似乎更能与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沟通。首先她也认同我的观点，艺术上的Secemility感觉与冲动即是反映整个艺术作品最有力的，最能体现生命的原动力。至于知识与理解是第二位的。也就是说水墨画如离开它的本土文化环境，仍然有他的吸引力，感染人的魅力来自于艺术作品带来的情感冲击力。可能她则是从价值观上来看待我的水墨实验，毫无疑问，水墨画的静态张力与水墨韵味带来的神秘感觉更吸引了她，以静制动，太极阴阳交融，平衡的审美观念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强调我的作品与传统绘画的姻缘关系，希望她的文章中能清淅地阐述。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又谈了好几次，从古至今，从西到东着重谈论了中国文人画在历史上的（美术）影响与作用，我着重强调中国水墨画家往往与中国文人画家相重合的历史特征：画家以文人的素养支撑水墨画的艺术成就，画品的人格化，画艺的人本化。画家的在文人化过程中，将水墨画锻造成一种融汇诗书，涵泳情怀，讲究形式趣味的精英艺术，在民间彩色绘画和宫廷院体等多种绘画形态的映衬下，成为中国绘画的代表。我还建议她借去我的大本八大，石涛画册看看，她觉得不可思议，不停地感叹17世纪16世纪的中国画家已经有现代人的情绪，和艺术品味上的追求，视觉造型的抽象意味，等等观念已如此之成熟，造脂如此之深。我给她分析了那个历史的背景以及石涛画论的观念以及中国历史数多重要的画论的背景，使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从理论上概括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含义，阐述了中国画创作的方法与态度，强调艺术灵感来自于外部世界，但创作却是由个人的内心来支配。她觉得很遗憾那些研究西方表现主义绘画的专家们应该来听听我的见解，对他们的研究工作会有极大的帮助与启发。按照中国画的形式特殊性，我还一一介绍了中国画中的自由的时空意识：散点透视中的三远论，在构图中的以白计黑，以虚当实的非现实的想象空间创造原理。以及中国画的造型与西方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的造型不同所在：我们不拘于客观的逼真描述，但不会盲目自我表现，我们对物体的认识不是停留在 “印象”，而是面对客观用概括的方式构成一种视觉上的造型，而这个造型透过画家对物象的理解与加之自己的观念概括成属于画家自身的性格造型，这种造型是画家思想过滤过的造型，应具备独特个性的特色，这样的造型是具备现实的情感，又是抽象的虚境。对现实的描述不是真理性的形体感觉的真实，而是形象感觉中的形体，想像中的真实感。这种抽象的形式与具象的情感中的混合，实际上是一种二维空间与三维空间的混合视觉效果我们称之为——意像。阿尼德惊态我能用精确的英语准确而详细地解释这一对她来说模糊不清的中国画视觉经历，给了她一个非常清楚的解释，无论是条理与思路都能够给西方观众一个完整的语言解释，她坚持在展览期间，必须要举办一个预期演讲活动，如能把众多的美术史学家、艺术评论家、画家都请来，了解一下这一博大精深的中国画精神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西方人一谈到追求个性意识时，似乎所有的西方艺术人士总认为艺术个体价值的追求只是西方人的专利。我着重谈论了许多石涛的理念，特别是文人画的精神，阿尼德很感兴趣问了许多有关文人画的来源以及发展状况，是否对当代中国画的影响等等问题。我着重强调中国文人士大夫那种回避现实人生态度，活在艺术的虚幻中的精神向往，追求个体空间与自由的历史来由，以及从逍遥人生的超脱态度的时尚最终如何成为正统美术史上的经典，主导地位。又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所面临的危机，特别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挤压下的困境。我着重强调文化没有高低好坏之分，文化就是文化，文化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特征，任何以强势的姿态，压迫的方式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则是带来矛盾的加剧。单一的价值标准，对世界是一种灾难，客观上也做不到。当然一种文化现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会失去它区域性的现实意义，然而在世界各地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会对其它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并带来很大的收益。例如当今的西方社会与资本主义初期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差别，西方人崇尚自然的趋势会给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带来新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认识。同时我指出19世纪中叶，西方炮舰政策下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接受西方人的价值取向。可以这么说一直到现在，中国还是受到西方文化不断冲击与挤压下。被动地接受西方价值观，当然西方文化的部份；例如对人性的重视，对人的深刻的研究，以人作为主题的思维方式，大大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西方价值观清晰的另一面：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忽略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科学的发展也带来了人类共同生存的环境起了巨大的变化。由于西方文化强势的主导地位，加上商品经济大发展带来的各类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西方文化中缺乏宽容，和解，平等对待各文化之间的不同，造成了这个世界的种族，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的矛盾，动荡与冲突。我一口气数落（面对着这位西方文化的研究人员）着西方社会种种现象着实给阿尼德上了一场政治课。客观上我讲的都是事实，

由于近百年的西方文化入侵，当今的中国社会对民族自身文化艺术的了解者越来越少，看来我们真的要来一次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再启蒙。阿担拉似乎很赞同我的说法，特别赞成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观点，她也承认西方价值观的输出，有它的内在与外部的原因，各民族保持自己文化身份的重要性。最后我们回到了具体的工作事宜上来，她希望我是否能以书法的形式为她们中国年设计海报与宣传手册。她反复说我们非常喜欢看你的书法作品，为此我还是第一次以书法艺术为德国艺术博物馆作设计之用。

我的展览按排在十月份，我拿出40幅大型作品水墨山水及人物，但是放在巨大的展厅中还是不够大，但是整体黑白水墨效果有一种震憾力，由于我从来没有拿如此多的抽象水墨集中在一起展示，对我自己也算是一次检阅，路德维希艺术博物馆有如此之巨大的展览场地来源于对一个纺织工厂的改造，该博物馆利用厂房的特色进行一系列的改造，形成了一个很有特色的视觉空间。在我的展览期间，还组织了我的演讲活动。由于我着重解释我自己的创作经验，同时概括地介绍了中国传统绘画精神有关知识以及当代中国艺术的状况，阿尼德召来了许多的德国艺术人士还有许多艺术爱好者，他们的演讲厅坐的满满的，这为期三天的艺术演讲，由于观众对中国的了解水准层次相差太大，我在回答问题时必须不断地调整解释的方式，这次演讲我深有体会，中国的东西，西方人知道的太少了，我们的学者、艺术家在这里活动太少，没有影响力，实际上他们是有兴趣了解东方的一切，特别是德国人。我想这跟我们的政府、文化部是否有一个长远战略规划，对西方也要主动地推广我们的中国文化，我们的价值观念，当然人力物力国家有困难，但是看看北京、上海现在如此的繁华物质条件，难道就不能留点钱在文化上，向西方人宣传推广中国文化吗？画展期间，阿尼德告诉我，来了许多观众，大多数是德国艺术家，还有许多来自荷兰，比利时的，他们都知道你，我放在博物馆书店里的画册销售一空，有许多德国艺术家留言想与我有进一步的接触，有的直截了当地提出参加我的课程教学听我上课，特别是众多的荷兰画家，比利时画家热心要求，应该成立一个中国画学校，让他们有机会与中国画有个近距离的接触。我开始萌发起想建立一个“中国水墨画研究的学校愿望”。

十四，创建欧洲水墨画研究学院

由于我在法国诺曼蒂的古堡基本上已整修完毕，1号楼与2号楼的面积总和约有25间房间大大小小参插不齐再加上5万平方米的内外花园，离海边只有15公里，离森林只有300米的徒步距离，周围宁静的乡村环境办一个学校可能会有许多人来，他们可以住，吃在这与我一起画画，也算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教育方式，学生与老师不竟竟是艺术上切磋技艺，还有生活上在一起，更能了解老师的德行品质，生活方式，言行举止，更能增加师生之间的友谊。我们以一星期为单位，举办全年期的训练班或中长期的，再说Machiel古堡离巴黎不到200公里离伦敦也就是300公里多一点，离布鲁赛尔、安德卫普、根持、布鲁格也就是100公里的路程，更何况我已有一批在荷兰的学生，办起学校会得到他们的支持的。带着这样一种想法，我首先与我的一些学生商量，没想到他们非常地兴奋和高兴，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愿望；有一个学习中国画的稳定学院的长期机会，则是见我忙着举办画展参加活动没有心思来搞教学培养学生。因为搞教育从物质利益上来讲是没有什么收获，卖画对我还是轻松的多。而且教育要花很多精力，特别是面对西方人，没有中国文化的背景，困难一定很多。他们竭力支持我的想法还出不少的主意，有几个学生学中国画已有多年，有意想当老师做最基础的教学工作，随着水平的提高才由我来讲授，这样就不会太多地影响我的创作，一些画家，艺术评论家，美术馆的研究员，汉学家等等他们来上课的形式主要不是实践技巧的课程，而且从历史、社会、哲学层面学习中国文化，我就可担当起最好的教授，同他们相互切磋互相对话、交流中使他们更多更准确地了解与理解中国绘画。同时对于他们的看法与思考方式一定会给我带来不少的启发，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换一种方式来理解中国画会对我的创作带来新的灵感。更主要的是通过教学活动能更广泛地接触各种层次职业的画家，扩大中国画的影响，我的影响。认识更多的人对我将来的社会活动范围扩大也会带来极大的好处，但是代价是我必须花一部分精力从创作活动转移到教育方面上来。带着这一个清晰的思路，我打了一个详细的报告：阐述了我创建中国画研究学校的宗旨与以及我的计划，资金准备，预算规划等等许多繁复的规章制度必须要的条件与要求。这样一份复杂的报告多亏我的荷兰学生帮助，必竟欧洲国家的政府行政机构的规则，我是不熟悉的。我的学生建议没有必要通过古堡所住地的法国政府，可能他对法国人做事的风格的偏见，担心事情搞的复杂化。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法律上的不同。而在荷兰政府申请，一是我持荷兰居住的人士，二是荷兰政府相对对外来文化教育事业比较支持。三是你在荷兰文化部已是挂了号的中国画家。四是最主要的是你已是个知名的中国画家在欧洲，你的成功是从荷兰开始的，荷兰政府会记住这一因素的。我想他的建议是有根据的，通过荷兰政府的申请一定能成功。事实上真如我的学生分析，荷兰教育部批准了我的申请，我的报告而且短短三个月就批准下来了。其中最主要最关键的原因是，我没有要求申请一分钱，资金全部由我本人承担，我作为中国水墨画研究院的教授资格得到他们的认可，事实上他们也知道，在欧洲找我这样一个专业从事水墨画创作的艺术家以及我以前在中国的教育资历是当之无愧的。同时他们也准许了我的建议；聘两位荷兰美术学院的教授作为我的副手担任客座教授近期在我处进行教学从事中西艺术学院试验的课程。就这样我这个在欧洲的中国水墨画研究学院以全新在姿态基本成形了。接下来Machiel古堡要作为我的教学基地必定作一番改造工作了。我的规划是要能同时接待20个学生的教学住宿、饮食的能力。我的荷兰建筑人员首先建议我改造地面的供暖系统，将暖气埋没在底楼地底下让房子的温度控制在我们能随时调节的状态。由于西欧的气候关系，多雨潮湿使用暖气平均每年至少8月—9月左右。房子的保暖系统至关重要,我们买了最新而且功能巨大的新的供暖系统机器放在锅炉房里。我们改造出5个画室，调整了他们的空间结构，因为以前这些房子只供仓库使用以及堆集杂物之用。我安装了14个不同尺寸的窗户。11间不同的双人房间，四个浴室、换上新的厨房设备以及饭厅装修。还整理了一间80平方左右的沙龙改为展厅让艺术家有展示自己作品的地方。为了花园我还买了拖拉机供割草之用。还开辟了露天画室供学生写生，雕塑家使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房屋整修，花去了我大笔的资金。也给当地法国人赚了不少钱。目前我们设计建造新的网球场以及改造旧的泳游池和露营场地使学生有一个野外活动环境。开学典礼我请了众多的朋友、学生，我们举杯庆祝欧洲美术史上第一个中国水墨画学院家成立，为推广中国艺术在西方社会要实实在在地干一番实事，学院的成立将会带来深远的影响，我将培养出第一代欧洲的水墨画家让中国水墨画这一具有全人类艺术价值的精神在欧洲发扬广大、发芽、开花、结果也算是推广中国文化走向西方做了实质的努力。

十五，东西方艺术的对话与交流

水墨画学院的成立，首先引来一批荷兰美术学院的教师，他们由学院出钱，我特意组办了一期研究班。主题是中西方绘画形式对话，许多画家提出一些话是非常具体的技巧问题也涉及绘画观念的问题，由于我的二位聘请教授共同主持展开了广泛的切磋。首先大家对科学成果在艺术创作中作用的意义展开热烈的讨论，以及对比中西技法，西方画家由于非常重视从科学发展的角度运用新材料，新技法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创新行为。也许正是这种观念，他们津津乐道接受艺术的形式转换运用现代科技的成果来寻求新的表现方式，然而从我的观点来看，艺术作为媒介与人“对话”那无非是两种方式，形式的转换给予了艺术的“新的生命感受”。而相反，保持形式的一贯性注入新的内容同样给予艺术“新的生命感受”。宣纸、毛笔的是一种传统材料然而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同样是有生命力的，其实这两种方式表现出一种横向思维与纵向思维的不同，而最主要最根本的是，艺术家选择的方式必需激发起创造的原动力。

随着这一话题的深入，我们进一步谈论到西方人对中国绘画的偏见，通常他们认为我们过于重复，重复可以促使作品趋向完美，然而过多的重复则使作品趋向概念化，一旦概念化，则养成了习惯，习惯是艺术创作的大敌，当人们习惯一种方式时就意味着新的东西视而不见了。我认同了他们的一些看法，同样在西方艺术里也存在着这一种重复过多的现象，我们双方都是旁观者清，都是看别人容易看自己难。我尖锐地指出；探究艺术形式的未知数一直促使西方艺术在横向思维运动中不断在否定之否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我们是不是还能找到新的艺术形式？我们是不是还有寻求新的艺术形式的内心需求？我们是不是还有寻求新的艺术形式的外部刺激？总而言之，我们是不是已经厌倦了横向运动的思维方式？我的看法引起大家的兴趣，他们意识到我已经触接到西方当代艺术发展的本质问题。我特别强调，当我们转换横向与纵向思维时，我们会突然意识到某些横向思维产生的艺术形式是无法向纵向方向不断深入发展的。由如艺术与观众对话，观众如果习惯于艺术家提供不断变化的对话方式，也就顾及不到对话的内容与深度了。或者说内容的单调与贫乏也促使观众们只能停留在外在形式的新鲜感上。这种新鲜感一旦过去，观众就会离去。而纵向思维，对话方式的内容只要是符合当代社会的背景，触及观众的生活，观众注意力自然落在内容上，当人们津津乐道于“对话”的内容内涵时，也就不在乎对话方式必须要不停地转换。艺术创造是体现自由的创造精神，是一种自由个人人格的表现，而不是一种特定规范的艺术形式。人的自然属性存在着表现自我的天性是符合这种创造精神的，这是人类活动的原动力。这种动力的存在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人为的概念，也就是说不在乎发展与倒退，新与旧、古代与现代、传统与革新，重复与探索，转换与轮回，这种原动力的非功利性才是创造精神的本质，生命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西方艺术是相同的，古典与现代也是统一的。我们则是处在同一事物则不同的方面。我想我的这一番“说教”让这些美术学院的教授们能有换一种思维来看中国艺术是极其的重要。有人很实在地指出，我们们的困境在于我们的社会已从20世纪时期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动荡、冲突、战争与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推脱出来，我们的社会更走向合理、完善，是一个相对稳定与和谐的社会，平淡是我们社会环境的特征，我们必须展开我们的“纵向思维运动方式”寻求“新的生命感受”。我同意；“艺术是时代的镜子，只要有内在需求就会找到方式，或许东方人以安静，深沉，静观的方式从平淡中寻求耐人寻味的体验，会给你们带来某种启发。我想你们到我这里来听我的“说教”就是想找些新鲜感”。最后我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幽默了一句；“怕是真能进来就出不去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正理解我的玩笑含义，我的意思是讲，中国画精髓高明之处就在于混淆了主客观的界限，这种不确定性，模糊性给予艺术家想像空间是无穷尽的，教中国画要多谈观念少讲技法。用“实实在在”一笔一划教学生是要把人带到死胡同里去的，我们不是提供一个“中国画”模式给学生，而是介绍中国画实质精神让学生形成自己的样式”“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要说中国画在中国的危机，我想问题就在于此，我们的绘画教学发展到一笔一墨都有规范的境地，而且中国画形式教学的开发、深入、变化一直都在纵向思维方式的轨道上，这样的教学方法确实存在着问题。研究班的气氛很活跃，来的美术学院教授大部份还是做过一些研究中国艺术的工作的，正如前面我谈论过，不是欧洲艺术的艺术的问题早在1989年就有人提出来，刺激了众多的艺术人士对欧洲以外的文化进行了解，学习、研究，特别是从思想、哲学领域里，艺术观念与佛教、道教的关系有很多人都很熟悉，因此在研究班深入切磋的过程中自然涉及到一些中国美学用词的理解。首先，我提出“天人合一”的理念，天，这里指的是自然界、自然的规律，神。人，这里指的是，人的精神、自然的人，个体群体的人。自然界好理解，自然规律指的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而神指的是无法控制与预计的神秘力量。自然的人与个体、群体的人好理解；分别指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而人的精神指的是人的主观愿望。两者合一意为： 沟通、作用与融洽。“天人合一”这样一种中国理念造成的效果是：一，首先是主客观不分，强调是互相融洽，沟通，作用在哲学上混淆了事物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自我与对象的关系，对事物的认识带有综合、宽泛、灵活以及不确定性，这种稳定模糊的思维模式很难对事物有一个界定，不具备“科学”的特征，由于早在1100年前北宋就已产生这是一种“幼稚的老成”的观念，客观上杜绝了科学的启蒙发展，这就为什么中国没有像古希腊那种纯自然本质的哲学产生，也没有像现代西方哲学纯主观流派的产生。二、由于这种“合一”，有机的自然观和自然界的人格化导致“天地之变迁无一不与社稷的兴衰、君臣的贤愚有关”，没有认识到科学地分离主客观的界定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始终没能进化而产生近代科学的原理的关键性原因。三、按照西方哲学范畴自然与人有明显的定义的界限分割,早年的中国人恰把这种不同的范畴混为一谈：人，自然，神灵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自然现象的变化既可以是神灵对人的昭示也可以是人的行为对神灵的影响，于是“自然”就成了人与神灵的中介物。这种缺乏科学态度的理念是一种博大的成熟的宇宙意识和诗意的人生理想的结晶体“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这里强调的是一种精神与自然界的统一，“天人合一”的基本含义是没有科学的人生观，而是艺术的人生观。我着重强调了中国人的思维的艺术性，给这些人留下深刻的影响，我反复强调，中国文化中最有价值的就是思辩的艺术性、复杂性。必须要学会中国人的思维，方能理解中国文化现象，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会毫无效果的。

接下来我开始给他们论“道”。对道的解释西方思想界已出版了众多的书籍，许多美术教授都读过，但很难理解。其实“道”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去领悟，一句话“万物生息的法则”。然而“道”无法孤立地用主客观分离的方式去解释否则越说越糊涂，必需依附某一事物才能体现，道的状态特征是“无为”即无功利性的态度，有了这样的心态就会感知到“道”的存在，实际上她是无处不在又无法感知，“道”是审美的，伦理的，而不可认识的，也就是虚无的，所以我们说“澄怀观道”。以功利的态度判断事物就无法得“道”。要澄怀，除去心中的功利思想才是观“道”的条件。事实上大千世界都能领悟到“道”的存在。举例，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向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万物生息的法则还用我们去分辩吗？道则能是意会，无法言传的，重要的是澄怀。或换一句话“超脱”，超脱的人才能涉及事物的本质，可谓得“道”者。我想许多真纯的艺术家是不分国界的。执着的艺术人生，非功利的思想，自由的表达自己这就是一个观道者吧。

当然阴阳说，西方人能较好地把握，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这就是进化论与循环论的综合。言之有理。阴与阳是一个事物的两面，相互以对方存在为依托得以共生。二者平衡，融合中运动，仍至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无穷无尽。如果阴阳失衡将带来事物的衰退，其实这种同样是一种没有分解的、剖析的思维。只能整体宏观地解释。这里强调不是阴或阳，而是相互依存的重要性。我让这些西方人用此方法谈谈自己对当代艺术的状态作一番解释，大家都收获不小。接下来，我着重演讲中国画中的几个重要的命题。一、以形写神。首先我要让西方学生理解这里的形是主观对客观物体概括，（这种概括是对客观物体的理解方式有个人的主观臆造的成份）而不竟竟是对客观物体的印象阶段，对事物的印象到理解是有一段距离的，对事物的理解也不是纯客观的态度，也不是纯主观不着客观物体的想像，而是两者的混合，“用个人的样式展示对客观理解”这就是中国画里的“形”。这种形必然离不开客观的因素，又有“人心营造之象”的主观创造。用这样的“形”式观念去看待西方现代绘画就会发现有许多存在着“中国画”因素，例如像凡高、塞尚、雷诺尔、修拉等，他们都有鲜明的个人造型独特。

这里所说的“神”，指的是艺术作品的感染力、生命力。这个“神”是通过写的方式来完成的，写是“无为”的，是自然的流露。实际从“形”到“神”和写的方式，这三个环节是息息相关的，从对形的正确认识到作画的正确态度即自然的态度与方式，神即是一个完美的境界的目的地了。因此中国画论中的另一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讲的是相似的道理。所以这里的道理是无法用西方的抽象与写实来解释的。这样也就使西方人对中国画的抽象形式与具象意味混合的特征有一个明确的理论概念。事实上在西方绘画历史从具象到抽象推进过程中，在他们的印像主义与表现主义阶段西方现代绘画已有相当多的“外师造化，中的心源。”“以形等神“的绘声绘色的作品存在，然而作为一个明确的理论概念，他们至今还没有总结出来，或者说被忽略了。二、透视的自由方式：首先如果我们能理解中国绘画思维是主客观相混的理念，那么透视学中的绘画空间意识的主观性，在于突破透视的科学性就不难理解了。这样一种自由的透视方式既可以画出科学透视所看见了东西，也可以熟视无睹的自由与灵活画出科学透视法无法看见的东西。这就是中国画家外出写生，他的位置是可以移动的，多方位的，而不是完全固定在一个点上，画固定的视野范围。中国山水画中的三远之说：高远、平远、深远的绘画空间意识就是将不合乎自然之理的局部连缀为整体的自然之理而造成了完美的艺术处理。这是最典型的中国绘画主客观相混合，合情又合理的艺术处理方法。

三，虚实相生：有人说中国人说话虚虚实实，做事也虚虚实实。其实中国人画画更明白虚虚实实的妙处。这种虚实性带来空间是无穷的，复杂的。中国人的人际关系高深莫测体现出虚实运用的层次。中国人很懂的运用虚来达到实的效果，相反用实来赢得虚名。在绘画创作中也是如此，虚代表一种“无”实代表一种“有”“实有览之易层，而虚无，才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没有穷谒之时。这里的虚无是实有的暗示，这里的实有是虚无的表白。虚则灵，给观众想像空间是无限的，灵活的。在无论从观念到形式，虚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在具体的构图中也是如此，深浅，松紧，轻重，合理或不合理也行，有人讲：“绘画不宜不合理，也不宜太合理”。我体会这也是一种虚实对比。总之虚是暗示有的无限存在，这就是清楚地显明中国画背景与西方画背景的空白的本质区别。实要有虚的意味，这种实也是一种艺术上的实有，现在很多中国画家喜欢改革中国画空白的运用方式，常常满构图的方式进行“革命，”但很少有人得到以实当虚的意境。虚实作为技法运用成为绘画理论是国际化的，各种艺术都存在着这种因素，则是表现形式，材料的不同，但虚实相生作为一种艺术观念，哲学观念这是中国人独一无二的，当然也有西方人理解确认这一具有东方价值的观念，有的人还运用到实践中去，例如Mark Rothko罗斯科最为典型，他在处理单纯大块色彩有一种言不清，道不明的虚无感觉，也算是一位玩弄虚实的高手。

接下来，我提出要求要这些西方艺术家们大胆直观地谈论一下中国绘画大师。首先我要求学生概括地了解到，中国绘画是植根于自然的艺术：在形式完善之前，表现为人力与自然的和谐，在形式完善之后，表现为人心与自然的和谐。在这样的前提下，宋代大师的作品似乎是代表了一个具有完善的人力与自然的和谐的艺术形式的“最高峰”。这种“写实”与西方人的写实绘画有着天壤之别，但还是在体现古典时期人类共有体现“人力”的写实能力的愿望。像董源，巨然，范宽等。

然而到了元代黄公望，王蒙这里，“人力”向“人心”转移当中，严格地“人力”的高标准依然存在而无衰退，而“人心”营造之象的自由度开始展开。他们的人心与自然和谐的艺术形式并没有像同时代的倪瓒那样有完善的形式特征。这种人心营造之象事实上是由后来像明清时代徐渭，石涛，八大，那样的文人画家接下来，才得以发扬光大而达到完善境地，以至近代，现代的吴昌硕、、李可染，陆俨少。西方现代艺术家特别能欣赏八大，石涛，吴昌硕和齐白石，对张大千反而没有特别兴趣。对黄宾虹没有丝毫感觉，虽然有个性，却把中国山水画中的意境完全丢掉了。积墨法的运用特征显然则是技巧范围中的价值。任伯年的画他们认为太甜俗，尽管技巧非常的好由如张大千一样、陆俨少的画反映一般，但朱屺瞻和李可染反映很高，这就给我提供了许多思考和启发，西方人如对艺术不抱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是能从中国绘画艺术中找到共通的因素。一个人，一种文化，一个民族的特征总是由其中一部分必定是人类共同的可沟通的，因为我们同为人类，而另一部分必定是无法沟通的或者说很难沟通的。我讲授中国艺术就是给西方人一个机会去了解中国艺术精神，但人了解后不等于就会接受你。人与人必竟是有差异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有些部份是反感的，有些反感是由于误解造成，会转变。有些反感还真是深入了解之后的反感。但西方人愿意了解，至少有可能理解你。因此通过一个寻找沟通，张扬个性的机会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是何等的重要啊！

相反有些西方人的东西，中国人心里是不喜欢的，但为什么我们要学着模仿，被动接受呢？没有这个必要！了解，理解，接受，完全是不同的状态范围。了解不等于理解，理解不等于接受。

按照我的看法，西方近代与现代有许多大师都在有意无意地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由于受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干扰，以至于许多西方人并不想承认或者接受这样的事实，但还是有许多画家，美术史学家，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主张。但这都不是我和西方学生争论的要点，或者没有必要去争论。我只是想指出西方现代绘画中的部分特征与中国绘画共通性。比方说，罗斯科的画在讲述一个神秘的不能言传只能意会的启示画面，这种思维方式是典型东方式的。马蒂斯的平面二维空间所带有装饰意味的画面充分体现一种生涩，稚拙之感，自然之趣，完全是东方式的审美情趣。塞尚的结构画法与理解物体的方式与中国造“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凡高的用笔意味完全是中国画用笔，则是在运用另一种材料与笔法。而KAREL-APPEL、WILLEN -DEKONING完全是中国大写意的即兴方式。而克兰Franz kline建筑框架式的黑白构成，背景空白是完全显示空间意味的，无可否认这很像中国的书法构成，则是无比放大了。如果说克兰还是运用书法的冷抽象方式，那么行动画派画家像波洛克、伏朗西斯，则是在玩弄二维空间的热抽象。严格地说二维空间是东方特征的。

然而这种对东方艺术的借鉴是完成在自己的形式，材料之内。而没有出现中国某些艺术家直接照搬为荣的境地。西方人把他们称之为大师是没有了解东方艺术之前的结论，我相信将来的美术史学家写书会更周详些，必竟姗姗来迟的东方艺术传道者来迟了，但还是来了，更不用说电脑的运用，世界更小了，当今世界只要你愿意你就大可了解一切。因此如何消化他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不是件简单的事。

十六，既能做大学教授，也要会做小学教师 

我的研修班办的还算有起色，引来了来自英国、比利时以及荷兰，法国，德国众多的艺术家，美术史学家甚至还有一些美术馆的研究员。以后，荷兰冈本美术学院举办一年一度学术交流请我去担任客座教授专门演讲中国绘画艺术为此我作了认真的准备，列出了提纲要作一次较为系统的演讲，可能是我期待得太高，演讲的反映并不理想，大多数的在校教师与学生反映听不懂我讲的内容，反而是被请来的众多演讲者更能理解我所讲的内容，我突然明白了平时我们忽略了事实：愿意与我接触，愿意到我的Macheil古堡来上课的师生大多数是懂一些中国艺术的事情，至少对中国艺术有兴趣。而面对普通的美术学院众多的听众从未听过中国画家的演讲，特别还是专业性很强的演讲困难是很大的，我把我的对象估计高的原因来自于我似乎已习惯了我在我自己学院教学的要求。

在同一个讲台上，来了一位出生在南非，艺术活动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位女画家据说她还参加过上海美术馆的双年展，在荷兰也算是一个很有名气的画家，她的画风按照荷兰人说法与我的绘画很相似。我特意去听了她的演讲以及看了她的幻灯作品，她多用水彩技法画了怪胎的婴儿与女人体，表达一种疯狂，变态的心理形象很受一些年青人喜欢，她的一些变形的人头像的组合引来了不少中国年青画家的模仿，然后她的演讲水平如此之差，不能清晰地讲出她创作的真意，思维逻辑也相当混乱，我实在听不下去，当场拂袖而去，尽管引来众多的眼光，我也知道不太礼貌，但是一想起据然该学校教师认为她的绘画与我的画作有相似之处，我真是又好笑又好气。可见一些从来未见中国水墨画的西方人看见有人例如像该画家这样的水彩渗化的墨色效果就成为她在画水墨画了。我的出场而去，也算是我的故作恣态，表示我对谈学院请来如此没有质量的西方演讲者表示轻蔑。通过这次冈本美术学院演讲，给我震动不小，我躺在沾沾自喜的环境里只跟对我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西方人士来往，却忘记了西方社会众多的“中国文化无知者”他们需要更多的像我这样的“传道者”不断地让他们了解更多的他们所不知道美好的事情。中国绘画的传道者在西方太少了。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必须一改以前的方式讲学，必须要以一种极为简单明确的方式，对西方初学者进行“普及教育”，要有教小学学生的恳切与耐心，要走出宝塔尖到群众中去，培养中国艺术的知音。当然，我知道教小学生与教研究生、博士生、教授有何等差距，但我必须学会调整我的教学内容与方法，尽可能地争取我的听众与观众。冈本美术学院的讲学是我一生中最为失败一次讲学，也是一次极好的教训，我明白要进行中国绘画教学在西方还有很长的艰难路程要走。这也就促使我下决心摸索出一套针对“中国艺术文盲”的西方艺术工作者的教学方法，经过多年的努力实践，2000年在荷兰阿纳姆国家美术学院讲学中受到了良好的反映；首先我要求讲课的两星期之前要办一个小型画展先让师生有一个视觉上的印象，想必学生会提出许多问题，由于绘画的质量势必会引来一系列的技巧问题多于艺术观念问题，在演讲的同时，作一些示范，同时着重介绍材料的特征。这就很容易形成一个沟通的气氛，然后我让他们自己尝试一下水墨画的绘制，从中引发出涉及技巧，形式，内容相关的问题加以解释，最后才总结性地集中谈论中国画的理念与特征。这在西方称之为workshop。一种让学生动手在先，学习美术在后的启发或教育方法，看来很管用。西方学生都习惯先动手，引起兴趣后，才能注意听你说教，特别是美术学院的学生。

当然，你首先展览的绘画质量是关键，如水平一般就会大打折扣。

十七，荷兰人

我生活在欧洲20年除了与艺术有关联的人士来往之外，认识了许多朋友，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比方说收藏我的画最多的是医生、律师、公司的老总、政治家、大学的教授，总之能花较高价格买画的人一般都在欧洲社会中的地位算高了。有些已成了十多年的老朋友，由于接触时间长了，相互的了解就深入了，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许多荷兰社会的情况，无论是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现状真所谓受益不浅。荷兰人相比德国人，既有德国人的严谨守信的特点，但同时又是一种热情乐意帮助他人的民族，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相对来说还是友好的，因为中国人不闹事，虽然在荷兰的华人多数在服务性行业工作，也有一部份从印度尼西亚来的华人，刻苦努力工作，在医务界有相当的人数，口碑也不错，有自己的圈子。荷兰人能非常明确地区别出荷兰的中国人与在中国的中国人差异，在政治上，政治家非常看不惯中国的政治状况，这可能与荷兰的政治制度高度民主有关，在社会里，华人以勤劳，封闭，思乡，富裕的特征与其它的外来民族形成强烈的对比，华人从来不给社会带来麻烦，这种好的形象真希望不要被改革开放后新的移民所打破，特别是近年来从中国出来的学生已不是从前贫穷、刻苦努力的形象了。荷兰人非常讨厌德国人不仅仅是可能历史上战争的原因，还有他们认为德国人冷酷，自私，等级概念很强，而且种族歧视，这一点我也有同感，事实上德国人在整个欧洲都不是个受人欢迎的对象，可能是这个原因当中国与德国交往很密切时，确实有伤害荷兰人的感情和其他欧洲人的感情。当然这里所指的是社会情况，政治领域里欧洲人之间关系都是相当密切的，要不也就不会有欧盟。虽然荷兰人不喜欢德国人但热爱他们的皇室，尽管两代女皇的夫婿都是德国人，从开始时反对到最后他们也只能接受。荷兰人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精明！实在！他们自称是在欧洲的中国人，荷兰人经济上很会盘算，虽然收入在欧洲不算最高，但该有的都有，汽车、房子、游艇，有第二处房子的人也很多。相当一部份人不喜欢开车，因为怕污染环境，宁可坐火车骑自行车上班，荷兰人看好自己口袋里的钱非常紧，Als ie kan pak maar dan“只要有机会可能，你就应该去拿你想要的东西！”荷兰人很欣赏自己的名言，也很会自嘲。有一个故事：星期天上教堂做礼拜，每个教徒都会往“积德箱”投硬币，赞助教会，但有的人却偷偷地把扭扣投进去，因为听到声音是同硬币落箱一样，而教父不知道是谁的吝啬。还有个笑话更有意思，一个硬币掉在马路上，两个荷兰人同时拾起，双方的手都紧紧抓住不放，以至于硬币碎成两掰，这个笑话虽然夸张，但非常能体现荷兰精神，反映出荷兰人对待努力有可能带来的利益的执著。荷兰在历史上曾遭到过多次外国人的统治，荷兰人不以为然，更在乎的是：“只要不在税收上跟我们过不去，谁来统治都一样。许多推翻外族统治的原由，是由于经济利益的权利受到侵犯而造成。现代社会中，荷兰人的民主意识非常的强，政治家的所作所为只要是超出了他的合理范围为新闻媒介所揭露是无论如何要下台的。甚至是女皇夫婿，在二战之后一直在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由于内部出现了贪污事件，责任由他来付，他只能辞出职务在家做寓公，这属于极为正常的现象。前任女皇为了使她的后代更能深入荷兰社会，很自然地将女儿（后来的新女皇）送到普通学校受教育，以至于新的女皇的形象始终如平民一般，上街买东西骑自行车，并不是为了显示亲近平民的形象，而是普通的个人行为而已，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如今女皇又将她的长子（将来即位的王子）送到荷兰的大学与平常学生一起学习、生活，这一切都要向荷兰人民表明，皇室人员与人民的关系以平易近人的形象是必不可少的。最使我留下深刻感受的是人们对权力与名气的轻视，有人在报纸上公开表示：”任何人并未拥有权力！所谓利权都是他人给予的，如果我们大家都不崇拜追捧权力，权力是一句空话，无法实施。可见当权者清楚地知道，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当然他要向授权者负责。有人甚至公开传授经验；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权力重要之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理会与执行他的指示，此人也就无权可言！可见当权者不敢也不可能为所欲为，自我感觉就不可能很好，这种情况在其它国家简直不可思议。政治家则是作为一种职业，由如医生、画家、律师、工人、农民一样，每一个人都在从使自己的职业。人民将权力交给我使用，人民如果对我不满意，社会就将权力收回，我的饭碗也就成问题了。那里还敢贪污枉法，毁掉自己的职业前程。当然个别丑闻也是存在的，例如帮助自己的朋友，利用自己职位间接影响力，都有可能辞职引退。

这里举一个亲身的例子，我所居住的地区市长，是我一次个人画展开幕的主持人，彼此就熟了，有时请我们到他家作客，由于市长工资级别很高，家里条件还算不错，住得很宽敞，他时常在家整理他的花园与房子维修杂事，我好奇地问，为什么不请个佣人或者钟点工在家帮忙，他非常严肃地告诉我，在荷兰再有钱的人都害怕公众耻笑，都不敢请佣人，何况我是一个职业政治家，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人人平等意识的修养问题，他见我想买一幢合适艺术家工作，生活的房子，正在四处寻找，他很想让我能居住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增添当地文化特色，但又不能使用他的权力来影响他的下属去帮助我寻找房子，只能告诉一些有关本市政府下的房屋出售情况，让我参与其中一些竟投人的竞争购买，而其它人根本就不买他推荐我的帐，买房的理由与条件一切事务都要公开，公平地进行。最后我失败了，他也并不认为有失他的威信与面子，尽管他对权力很迷信，但这与使用权力作为一种职业上享受是无关的，当然我们之间多年的交情让他非常过意不去。但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权限，作为市长也不能一手遮天，他只能跟他的副手抱怨，没有让周俊先生居住在我们本市，是我们文化事业上的损失。而老百姓可没有这种眼光，只是平等待事不管你是何许人也。

对待名人，荷兰人有一种独特看法，首先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名人不应有任何特权，也不存在特权，名是虚的，不直接存在如何尊重？我们不认它，它什么都不是。甚至有些人认为争名夺利是坏人的表现，缺乏道德的人才有可能用名来换取利益。不把名人当回事，也导致名人很难有影响力，也很难真正在社会上成名，你还得绞尽脑汁想出绝妙的办法使得大多数的公众对你的事和你的行为，言论引起注意，这就是件非常非常难的事。就是出了名，还是很孤立。出名并没有带来好处。举个例子：一个世界冠军的获奖者兴高采烈地回国，刚下飞机场回到荷兰，首先接到的是税务局邮来的查询信，你得到的奖金准备什么时间交税？你说他是什么滋味。名人没有效应，名人自我感觉就变得很随和了，甚至很多名人都不想让人知道他是名人，省的麻烦。很多知识分子除了看新闻不用电视，从来不接受权威，名人效应的说法，不接纳权威，名人的影响与观点。生怕无形中让人洗了脑。相比较在中国一旦成为名人做事情容易许多，因为大多数人的心态是，关心名人比关心自己更有趣，以及崇尚英雄崇尚权威崇尚成功人士的心态，使许多人能靠虚名而获取利益，而且大家都看重名人，名人的自我感觉就非常好。前呼后拥的，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了。因此没有名的人向往“名”的好处，“名”成为被追捧的目标，“名” 也就泛滥成灾了。在西方任何一种职业要培养自己的观众都是件艰难的事，因为这个社会太分散，太平等了，民主意识强烈的国家，权威真是太难建立。然而我们需要不需要权威？荷兰人的看法是否定的，因为他们认为人人平等，人人都有表达自己，尊重自己的权利，这种“混乱”无序的局面他们用法律来整合统一社会。只要不触犯法律，想什么，写什么，说什么，做什么都可以。就像人人都可以画画，人人都有权利称自己为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一样，没什么高低之分，或者完全取决于你本人的看法，当然你也完全可以为了追求一个女子去抢杀一位总统，当然你别指望公众都会来效妨您。如果不是精神错乱您可是要上法庭的。由于平等意识非常强，就导致客观性就非常强，社会是多元的，要统一起来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触犯法律条文，公众才会有根要据地追究你的责任，否则怎么样的稀奇古怪的事都可能发生，公众都是以见怪不怪的态度来一笑了之。对社会的利弊都会让其自生自灭。所以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都不是谈论的焦点，完全是由观众自己定夺吧！由于人人平等，人的个体意识始终被强调放在第一位，那么相反要想从别人那里学些东西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我有许多荷兰学生跟随我学了多年进步一直很慢，我一直在思考是何原因，经过多年的观察明白到：深层次的原因是心中没有权威意识,即是是面对大师他们也没有一种崇敬的心态,你是你,我是我,我有我的个性何必要跟随你呢？由于没有敬畏心态，我讲的话他们不可能牢记在心，尽管我的教导对他们绘画学习至关重要。我在作画、撰笔用墨也不用心看，当然进步不快，更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如此用心教他们，他们认为我是在用我的个性灌输给他们是不道德的。所以文化不同，带来差异，使我们双方都身受误解。记得有一位学生曾经付了学费在浙江美术学院学习国画，老先生要树立自己的威信与尊严让这位学生百思不解，以至不堪忍受没学几月就回欧洲了。对中国人来讲，为人处事的周全是件艰难的事，直来直去的方式很难解决许多复杂的情况。而对他们来讲则是轻而易举的，这里不是勇气的问题，因为他们生来就是这样被教育着的，直率地清晰地表露自己的言行，是最直接的沟通方式，而且是符合人性的自然流露的。许多中国人认为许多普通西方人很幼稚，不懂什么时候该说什么，什么时候不该说。实质是西方人是很在乎自己的感受，而中国人做任何事说任何话都要考虑他人的反映，而且非常在乎别人的反映与感受，这种为他人活着而又要实现自己个人价值，你说这种生活有多累。令我难忘的是，几位在中国生活的西方艺术家在一次聚会上曾直言问我：“我有许多中国画家朋友讲起西方艺术头头是道，比我都懂得多，而且总是在讨论如何改革中国艺术以便与世界接轨。这种心态似乎得到世界承认才算是成功的改革，我们觉得很滑稽！而我们西方人则在乎我们自己，我们存在着我们自得其乐，我们的文化说不上谁来承认，有这种承认的想法很奇怪不理解”。他的一番话确实给我不少另类的启发；人活着究竟为什么，不同的文化会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方式。难道是为别人？还是为自己？想明白了，就知道如何活着。一个画家画画也是一样，是为别人画？还是为自己画？就比如说真话好，还是说假话好，说真话不一定会有好的效果，那还不如说假话，但说假话又与心不忍，于是又左右为难，折磨自己，最终还是习惯了说假话，以至于麻木不忍的境界。这样可能有好的效果来保护自己的生存权利，在这样一种生存环境里，事情就复杂化了，人与人无法真诚地交流，相互猜疑那是必然的，个人的直实想法不能直接地表达出来而是通过曲折的含蓄的隐藏的暗示。按照西方人的观念，当一个人没有给你传递明确的信息要求，人们如何作出正确的判断给予你反馈呢？许多中国文化人来到西方首先要过这一关，不懂得明确地表达自己，自然地表现自己，始终关注着别人对他的看法与反映，这样一种中国思维在西方“简单化”的社会里，反而给自己设下不必要的陷井，还有一种人在中国的社会里是个“聪明的能人”很会社会活动处理人际关系，然而这种才能由于换另外一种文化环境而明显失效。因为这里的人际关系方式不需要这些聪明过头的技巧。在中国的社会里，很难说谁是好人或坏人，为了生存，好人也得干缺德的事方能保护自己，就像坏人必需干很多好事一样来积德，方能生存的更好！因此严格的说，你也分不清楚你自己是真正的好人或坏人，然而当你离开中国来到完全相反的西方社会，你必须学会了解真正的自我，方能找到你自己发展方向，在没有任何他人的压力与影响下，你自然地向你原本的自然面貌回归，你该是什么样的人就会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不必大吃一惊，当你听到一位在国内是位优秀人士，而在国外即成为吃喝嫖赌贩卖人口或毒药的恶棍。而一位其貌不扬，形象平平的小人物却能在国外干出番大事业来。你不必大惊小怪，这才是真正的回归自我。就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既是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以及各种各样诱惑之下还能坚持做一个艺术家，是需要来自内在需求的因素的。因为在西方那怕是一份极为普通的工作所带来的收入要比一个职业画家的收入稳定的多，可见艺术家的职业实际上是艺术家离不开的生活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从事中国画行业的人到了国外之后明白了自己真正内在需求，而重新作一次专业的选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相反如果还在从事中国画专业你就会相信这个人可能是真正离不开中国艺术了。

十八，平和的欧洲生活

人对生活的态度，欧洲人与我们有很大的差别。欧洲人休闲的生活，未到欧洲已有所闻，然而在这一现象之后有她的内在原因与生活理念。注重自己的生活品质这几乎是所有欧洲人的共同特征，特别是西欧国家。生活过得好，并不是顿顿有山珍海味，住着豪华大宅，开有名牌好车就是好生活。很多普通人没有攀比的心理，幸福的生活来自内心的平静，穷人也不觉得生活的压抑，因为他要求并不高，能有轻轻松松的日子比什么都重要，很少有人像日本人那样为金钱而拼命工作，要比别人的生活更富有而拼命努力。既是号称是欧洲中国人的荷兰人，非常努力工作也不会像中国人那些不知劳累从不休假的人群，每年多次的休假旅游是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是人是为自己活着，只要活着高兴、平安没有必要与他人攀比，因为他们清楚地明白生活的意义是在于本身的知足，更何况既是穷人的标准，也还是没有吃饭，住宅狭小的困境。只要不是心理有问题也不会去仇视比他们物质富裕的人群，在欧洲，穷富之间的对比不是很明显，像大多数的人们都明白金钱带不来真正的幸福。所以很难相像大多数的荷兰人或是欧洲人为物质利益去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欧洲的失业率一直很高，并不是找不到工作，赚不到钱，而是追求生活的质量寻求自己喜欢的职业，这可是头等大事的选择。他们不会为工作而牺牲生活的乐趣，年青人到处游玩，及时行乐比比皆是，因为他们要活的高兴，很多人50岁左右就提前退休到处旅游享受生活的乐趣，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珍惜生命的时光尽情地享受生活，少时不游玩，老时尽后悔。这种观念与中国人少时不努力，老大图伤悲的观念迥然不同。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位建筑人员负责我的房屋的保养与花园的整修工作，已有九年之久，他四十号就退休了，一直在我处打着临时工作，赚钱生活，非常的休闲，可谓平均每月来工作一星期，干完了就去旅游，世界各地五大州那里都去过，比我去的地方都多，我一直希望他能多工作一些日子，但他态度始终是赚钱之用是为了生活愉快，工作多了我休息就少了，钱用够就不必工作，这种观念是一种很典型的欧洲人所具备的，他始终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充足与美好的，决对不会是因为自己不富有而不愉快，有自己明确的人生观。他还经常嘲笑我们中国人在荷兰开餐馆的那些老板，除了干活还是干活，生活没有实质意义，带着这么多钱到老了有什么用，白费了一辈子还未看见这个世界，整天关在厨房没日没夜地赚钱。在西方社会做一个普通人应该是最幸福的，没有那么多忧虑，没有那么多奢望，希望平平淡淡安静地度过一生，学校的教育就是这样培养人的，孩子应该自然地成长，不能给压力，要全面均衡地发展，做一个普通人，而不是做一个特殊的人。普遍认为有才能不见得是件好事，由于他有过人的地方，他就会不断要求自己给自己增添麻烦，他们非常欣赏脑子简单，因为大家都这样，社会关系就简单化了，而那些具有复杂思想的人日子就难过了，没有那么多争斗与攀比，平静的日子就过的无聊了。

十九，中国人最怕无聊

有些中国人生活在中国，非常痛恨与人斗的人际关系，突然换了一个环境，没有人与他斗争，他又觉得无聊了。其实西方社会人与人也是斗来斗去，只不过有“游戏规则”，有界限的。

 一个外国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你无法加入西方人的内部斗争，没人与你斗，又不会转移斗争方向，比方说与生活斗，与自然斗，当然生活就枯燥了，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人际关系简单，生活内容简单，不会为任何事情大惊小怪，买住房，买车，买股票，是很普通的事，你不用担心受骗上当，如果真得受了骗反到是好兴奋，因为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商业消费，孩子上学，经济困难，生病就医，旅行度假等等，一切都在情理安排之中。更不会为个教授位置与同事斗的死去活来或者邻居人家打扰了我，我与他吹胡子瞪眼地吵一架。。。。。。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总之没有事情发生，这也算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对那些好折腾的人来讲，当然是没劲的生活，不“充实”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我想都是‘无聊’惹的祸，在西方生活安定之后，很多中国人还真干点“没事找事”的事，从他们进入“无聊”的生活中，你也能看出此人原本的人格面貌：他在读硕士、博士时，生活很充实，因为有明确的目标。完成学业后，新的目标是找工作，等工作找完想升级看看没指望，必竟在洋人下面爬上去不是件容易的事。目标没有了，问题就来了。而且这些人通常都是单打一的知识结构，除了自己的专业，其它的能力都相当的差，又没有什么爱好与洋人无法沟通，不仅仅是文化背景问题还有知识结构问题，修养品味问题。穿着不合时意，行为举止也显出没有受过良好的礼仪教育，带孩子上学校，连幼儿园的老师都要数落他不懂教育孩子，自然心情不好。只能与一些相似类别的人在一起发发牢骚或者相互攀比，相互发泄平时遭洋罪的不满，同时他们相互也早到了斗争的对象——同胞。一切从中国带来的勾心斗角的习惯总算有了延续的空间。“窝里斗”的传统又回到了海外的华人圈里，生活充实了不少！有的同胞在这种环境中还有“奋发向上“的欲望，当然在洋人圈里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几个有能耐的，只能自吹自擂，拉邦结派，虽然则是异常小的华人，华裔圈子，也要搞许许多多各类的组织，协会、研究会之类，大家都搞个主席、会长当当，生活就更充实了，自然也免不了无休止的“拳打脚踢，相互残杀”。也许只有这样，才算是回到了充实的中国人的生活中来。这些都所谓是“中国海外知识精英”，更不要说那些开餐馆做老板的欧洲中国农民了。其实一个人当生活、文化背景转移之后，必须要学会调节自己，平衡自己，世界上有许多许多的东西，我们还不知道，有的是事情让我们充实自己的生活，封闭不是个办法，要主动地了解外部世界，西方社会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了解与启发的。

在欧洲文明里，诚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诚实地对待自己，诚实对待别人，由于诚实人与人之间就会有信任，有信任，事情就容易解决，由于诚实你能正确把握自己，别人也能正确判断你，对人对事要有一种坦然的态度，与西方人打交道，说好听的或者难听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诚实地表达你的要求与看法，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这是中国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为大忌的方式，但对西方社会却是必不可少的。这种简单的处事方法在欧洲干任何事都是重要的必须的，荷兰人很不喜欢东方人虚虚实实言行方式，这是一种艺术表现方式，在艺术创作上事关重要，在生活中这种不确定因素使洋人无所适从。政治家、艺术家很会运用虚实的原理，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知识分子讨厌政治家，讨厌政客的模棱两可的姿态，因为这种虚实相间之言行是会带来现实的利害关系的，而艺术家运用的虚实效果是心理过程的演示，观众可接受的可不接受无妨大雅。甚至看西方艺术也能反映出他们喜欢直截了当，单刀直入的审美趣味。中国人老是抱怨西方人讲话不转弯，相反欧洲人不接受东方人讲话太圆滑。这种文化差异很难说谁对谁错，就看你生活在那一个环境里，从文字上来分析，你会发现中国文字很会运用虚似的词汇，表达一种意外之意，而西方语言，明确的主语、时态直接地精确地指明它的含义。当然这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而言，例如法语也很会玩弄词藻。西方人的价值观念总是围绕着实际，现实的实用主义，为了实际利益去努力，总是说服你面对现实，脚踏实地。举例，一个欧洲画家会实实在在把他的画价定位在一个有市场规律的价值上，决不会为了虚名，好要面子，而委曲真正的自我。而我们中国人特别文化人好要面子，都有点艺术家的味道，喜欢生活在不现实的梦境之中，为了虚名付出代价，为了面子不顾一切，包括我也是这样，骨子里就长着的，再明白还是改不了。换句话说，在中国虚名会带来实利，因为这整个民族都崇尚虚名，好要面子。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用虚名带来利益的，这就苦了那些只有虚名的人了。这一点西方人想法就简单的多了，中国人为人处事讲究智商，其实最高的境界是智慧，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一点西方人似乎比我们更自然地认可这一点。说谎，西方人讨厌说谎者，这种准则中国文化也非常强调，但是聪明的中国人总会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什么时候不说什么，说起恭维话漫无边际，还会自圆其说：“这是善意的谎话”。这一点欧洲人对中国人，日本人有很大的看法。

欧洲人特别是荷兰人虽然很有灵活性，但与中国人比起来，中国人的灵活性更强，荷兰人做什么事都要有一个计划，为制定一个计划要花上很长时间，叫他摸着石子过河，绝对是不敢的，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对比，例如负责维修Machiel古堡的建筑工人，是我从荷兰雇用而来，当他出现拿不准主意时，便不会贸然行事，对不能把握的事情可能产生不良的后果，他们总是估计的相当严重，这种非常理性的态度是荷兰人，德国人的典型例子，反映在绘画方面也是如此，水墨画中的随机应变，得心应手的创作方法与油画中的层层接加，逐步渐进是完全相反的思维。我的欧洲学生从前都是从事油画创作转过来的，跟我学水墨画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即兴控制水墨技巧，对在运动中的变化能力的培养是相当难的，相比较中国学生就会容易多了。

相比较而言，绝大多数的欧洲人对于“功成名就“态度是非常坦然的，并不是他们认为执着追求有怎么不好，而是他们更在乎是自身的努力是在兴趣与愉快的基础上运行的，为一种社会虚荣心的体面去做他们无法的，没有能力去做的事，是不可思议的，尽管这事在他们面前是一种体面与显耀的事。这就使从事各种职业之间没有高低贫贱的本意，对中国人来讲很难接受这种心态，更困难的是在对同一样的事与物，做出的判断就会有千差万别的不同了。就像一个在马路边上画人像与威尼斯双年展获奖的画家的差别对一个普通的西方人没有多大的差别或者不在乎这种差别，那么对一个中国艺术家差距就太大了，心里无法承受这种反差，这就是很多中国人在海外“心情”不好的原因，因为他的心态还保持着中国带来的崇尚“成功”被人承认的思想，成就依据是建筑在权威的认可上。我承认我自己虽然生活在西方世界20年，这种“中国教育”的影响始终存在着，所不同的是我理解西方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可我还是有权力去做我能做的事，我的能力比人强就不必“谦虚”要求自己，我去争取不仅仅是我有勇气，更多的我是有实力，当然这种实力也是要看在什么地方，能否能发挥？这就是上天的造化，人的运气了。在这里我讲这些话，并不是在谈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用你自己的眼界与能力正确地判断你的前程，当然首先要使自己的身心得到满足与平衡，确实是在做你所喜欢的事，你热爱的事。先努力再争取有怎么不对？中国人的进取精神是应该有的，我们不应把西方人是有能力，有才能而不思进取的懒汉作为欣赏对象，但也不要忽略西方人尊重自己尊重别人，不为权贵所左右的独立人格精神。

淡泊的人生，守住一份简朴不愿显山露水。也是一种享受。但不是一种准则权威要求每个人都这样去努力，那就成为一种戒律。相反崇尚权贵，推崇功利主义庸俗态度也符合一种人的心态，我的观念是，都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取向，则是我要奉劝的是，不要委曲了自己，一个生活在西方的中国人，首先要回归你自己的本性，是好人，是坏人都是一个人，更何况好坏的标准不同文化背景有不同的标准，为自己活着最最重要。一个社会的先进就是体现在每一个人都有权力选择他自己的人生，无所谓对与错，幸运是我所接触的西方欧洲人，他们大多是宽容的，要不我这“异类文化人”那来的生存空间。我要感谢这种“宽容”，使我能按照我的方式，活得有滋有味。出国之后我回到了我原本的新起点，我是一个画家，靠画为生，我有我的志向与希望，但我是一个画家，首先是一个人。学会用平常心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看待一切。我想这个起点使我有今天的成果显得脚踏实地，谦虚与玄耀对我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我想像不出，我这种境界回到现如今的中国，他们会怎么看我——我的同行们。因为目前在中国，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尊重都是建立在人的附加值高低上，也就是说，实际上并不是人与人之间在打交道，而是在与人的附加值打交道！

二十，西方人也“窝里斗”

中国人习惯搞“窝里斗”西方人也“窝里斗”。但斗争产生的效果是对社会进步的是积极的？这很重要！这是关键！人与人斗是不是人的天性？私心杂念人人都有的，但最终的实际结果应该是对自己，对大家、对社会都得到切实的利益，一个学校、一个医院、一个公司要与其它单位竞争必然要有各种类型的人才资源，因此绝对的权威没有，相对的权威必不可少，每一个职位都有他的职能和责任，每一个有“上进心”的野心家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力去得到他想要的位置，你就必须学习、努力、保持自己的优势与领先地位，同样想要保住自己的位置你就必须更加学习、努力、保持自己的优势与领先地位。周围同样的“野心家“虎视眈眈地看着你，只要你有一点差错你就必须下来，没有人能保住你。在艺术圈里，艺术没有标准，很难界定，因此腐败就很严重，美术界就是这样无形中形成的黑邦社会的状态。在其它领域比方说医务界、科技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才能受到合理的运用，“窝里斗”是积极的因素。在美术界我看不到积极因素。

二十一，不属于中国社会的中国人

我的一位绘画收藏者lian医生，是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华人医生家庭，作为一个有中国血统的华人，他热爱中国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在印度尼西亚，一个中国人当然是百倍努力工作的，但作为一个细菌专家在印度尼西亚的反华浪湖中还是无法生存，终于决定返回中国大陆，听说还是专门由周恩来亲自接见的学者，分配在厦门的一个研究所里工作。他的妻子也是中国华裔，生有二个孩子，全家四口人。虽说是中国血统，必竟语言、习惯以及受教育不同，再加上有本事，当然自信心很强，是一个非常耿直诚实的人，在中国社会里受不了“窝里斗”的折磨，在那个年代，在他看来：在中国，不干事的人管干事的，说假话的比说实话的受重视，没本事的比有本事的人混得好。在他荒废的25年之久，毅然带着全家出走，来到他受医学教育所在地荷兰，由于他高超的才能很快就进入到医务界的主流圈成为医学院学科部门的主任，一直干到退休，由于他得知我从大陆出来，经常上我家聊天，回忆他在中国的生活，他似乎非常讨厌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没有勇气讲真话，很容易被当权者“招安”，崇尚权贵，喜欢人斗人，搞来搞去还装着一付清高，道貌岸然的虚伪样”。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为社会的不平声张正义。相反尽管他出生在富贵人家，但对中国的工人农民有十足的好感，认为他们诚实、胆小、懦弱，逆来顺受是一种天生的性格，没有一种意识为自己的生存争取权益。这样一种情况数千年一直没变。他欣赏共产党闹革命，是一个狂热社会主义制度拥护者，并强调知识分子必须改造才行，必须要有平民的心态，不应该自觉高人一等，自认为是社会的精英。他这种观念时常还在荷兰的同事那里到处宣扬，大谈中国革命的意义所在，好在什么样的人在荷兰都能生存，只要有本事谁也不在乎他的政治观点。更令我哭笑不得的是，他的满口中文都充满着文革用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习班，改造思想，炊事员，解放军代表，工宣队等等，还会背诵许多“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语录。他的大儿子在TNT公司任营销主任，在他的支持下，也携带全家前往广州为该公司驻华南代表，干了二年回来了。Lian谈论中国的热情似乎减少了很多，因为他儿子带回给他的信息与他在中国的时候又是一个天壤之别的状态。有一次他的儿子在一次家庭聚会中与我谈起中国的印象：“因为我长着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脸，在社会上看到真实的一面更容易，中国现在什么都有了，但就是一样东西没有了——道德，没诚信使得人与人不信任”。我一时不明白他的所指，他把他在中国二年的所见所闻，以及经历花了二个小时讲给我听，我理解到他的父亲为何沉默了，Lian那时在中国吃尽苦头，但还是看到好的一面令人怀念的一面。但现在中国把他的美好回忆都打破了。把他的寄托都带走了。他开始拒绝中国大使馆邀请的活动，闷闷不乐，可怜的老头最后得了胃癌，临死前改变了他的遗嘱，把他的骨灰安葬在荷兰，可我还是记得在他去世之前，他的中国情结依然折磨着他，中国人真是有时让人无法理解，他作为海外华裔已是第四代人，受的是洋人的教育，但始终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将自己至少认同为一个地球人。Lian是一个正直的中国人，也是一个可悲的海外中国人永远生活在矛盾之中。他采取安乐死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荷兰，绝症病人有权力选择结束生命的方式，这在荷兰是受法律保护的，我试着去理解Lian的心态，作为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尽管几代人的延续在国外，但血源意识一直很强，始终认为是中国人的情结无法释怀，但他没有意识到，大陆中国人已没有把他当作中国人看待了，因为他的汉语能力很差，有的华人甚至都不会汉语了，更不要说复杂的人际关系，一个诚实的人成了傻子，无用，无能的代名词，他已无法回到他想象中的美好的现实中去。但他还在一次又一次进行尝试与回味。

很多海外华人，华侨为中华民族的兴旺，为国家危难时期作出了无比的贡献，捐钱，出力，投资，贡献，很多人都是出自爱国之心。中国存在的问题，弊病，这些海外中国人大多都是“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国外时常有大幅报道，谈论中国的初期改革开放成就，资金来源都是海外中国人提供的，三千多万的华人，华侨假如每人提供一万美金，那就是三千亿呀！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的各方面在转型，制度漏洞很多，许多方面很混乱，许多海外中国人受骗上当，损失惨重。但还是一如既往地向中国投资。在国内很多老百姓却不知道，国内报刊很少报道这方面的真象。可以这么说，政府外交部门在外做了大量鼓动工作，但一进入国内下面，甚至无法维护华侨在华的投资权益，许多悲惨的投资骗局在这里听到的太多了。Lian曾经打算回国受聘到国内的研究机构当顾问，为国家的科技活动穿针引线，他的妻子坚决反对，认为他是执迷不悟，好了伤痕忘了痛，好心得不到好报。可Lian说，我不想回报，则是想做些了却中国情结的事而已，客观上，中国的同行忌妒心何能容纳得了他？想当年能有机会出国打天下，都是在国内数一数二的人才，有能力的人，才能有办法出国。而现在在中国坐在位置上的人，有些是当年想出国而没出成，或者是无法出国的，或是在国外混的不好马上又回国的，他们的心理是复杂的，病态的、压抑的，他们就是想在这些大多是一流人才的海外知识分子面前抖他的威风与权势。你要是落泊，无家可归的样子回国，在他的脚下，或许他还能给你一口饭吃，如果你是风风光光神气活现地回来，岂能容忍呢？你回来如果认真做学问都不行，更不用说害怕你还要来抢他的位子。不想法整死你，就算运气了。这种现象目前在中国是相当典型的，人尽其才还是一句空话。Lian的一位中国朋友劝他不要想入非非，中国是变化了，那么多高楼大厦、那么多汽车、那么多宾馆、夜总会，但是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没有变，学术腐败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呀，你的科研成果还未发表，说不定那一位高手已剽窃去了，到头来还须是你侵犯了他的知识产权。由于没有诚信，人与人没有信任感，很难通力合作搞事业。

Lian的妻子甚至不让他看中国的电视，害怕他鬼迷心巧，生存在荷兰社会里，恰活在一个无法实现的梦幻之中。Lian的妻子在他的追悼会上致悼词中说：“ Lian的一生犯了最大的错误就是去了中国，使他一生无法摆脱来自中国情结的折磨，这种折磨是由于他认可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所造成的，其实大陆中国人并不在乎他的“爱国情操” 反而认为这种情操是一个“受外国人欺负的可怜人”持有的。Lian的悲哀就在于他没有意识到，他活在西方人的社会里受的是西方人的教育，应该成为一个“西方人”，生活才会安稳。他应该忘记他的祖先，轻视血脉的关系，至少要认识到他是一个不属于中国社会的“中国人”可悲的是Lian活的时候没有做到，使他痛苦了一生。”我心中真不是滋味，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在心中祝愿Lian在另外一个世界上，你千万不能活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你要想做中国人，就去中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都是对比出来的，那怕再苦再累，倍受煎熬也要勇往直前地生活下去。中国人就应该活在中国。

Lian是一种类型的海外中国人，但也有另一种类型的海外中国人虽然他们受教育很低，但有他们自己的信念，Chen是广东佛山人，少年时随父亲到香港干苦工，由于家境贫穷，众多兄妹，身为老大，父亲过世之后，不得不担任起家庭重担，生活相当的艰难。由于自幼学做过裱画工的工作，耳濡目染对书画产生了兴趣，在香港期间曾经想成为一个画家，然而现实生活是不可能让他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在70年代的中期经朋友介绍来到荷兰的中国餐馆打工，我问他当时的想法时，他说我每天工作14小时，累得爬不起床，在厨房里洗碗，为了就是多赚钱往家里寄，让母亲幼小的弟妹有经济依靠，其它的事都不想。就这样干了近十年，生活才慢慢地有所改观。他曾在荷兰美术学院的补习班进修课程，但做一个职业画家没有可能，最后还是回到厨房继续他的饮食工作。我问他想不想中国老家，他说想，但一想到没有足够的钱不可能回去，活在这里就是拼命赚钱才行。可见他活在西方社会目标还是很明确的，赚钱！又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终于有了自己的餐馆，尽管几经周折，自己没有文化，花钱用别人的营业资格的许可证，通过帐房先生到银行去周旋，借了贷款，总算还是做了老板了。做老板还是比打工赚钱快，没过几年，他的收入明显增多了，然而中国人永远是有“上进心”的，又盘算再开一个规模再大一点的餐馆，我还帮他介绍，买下了一幢法国古建筑改建成中国餐馆，档次规模都比以前高档的多了，虽然银行贷款增加了，但引来许多荷兰众多富人光顾，收入也成倍增长。我看他情绪高涨，时不时地回国旅游考察，想必又有新的打算，使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作出让我意料之外的决定，卖掉了蒸蒸日上的饭店，携带了近50万欧元价值的荷兰盾回家乡佛山投资房地产去了。原来他的中国情结是实实在在的。在荷兰他则是客居他乡，赚钱拼命等有了钱还是愿意往中国投，可能是在海外时间待长了，中国的经济上的问题他都一点没有知觉，他还相信中国人不会骗中国人，投资家乡稳当，可能是他回国时，受到家乡领导的“高度重视”与激励与支持，使的他热忱无比，这位老实人别人的活都相信，当地人承诺他许多优惠条件他都当真，事实就是如此残酷，二年后我看到他在奈梅根大街上行走，我问起他的投资之事，他连活都不愿讲，他的老婆告诉我，他的投资全部失败了，当地的官商勾结设下骗局，在他投资的商城建筑时，中途拆下了银行贷款，房顶还未封顶资金就停了。他的钱就成了一堆水泥钢筋桩子，现在他又回荷兰餐馆打工，我问他是不是不想回国了，他毫不犹豫地讲，当然回去！我在这就是赚钱、赚钱之外，还是赚钱、赚钱，这个社会与他没有其它关系，他们的孩子在荷兰长大与他行同陌生人，都是受到西方教育，他们也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花在孩子身上，孩子不愿意回中国是认为中国人素质太差，环境污染，同时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更不用说还不会讲中国语，只会讲一些广东话。我真希望这对夫妇能在退休之前赚够了养老费，回到中国安安稳稳地买一个房子渡过余生。

这种类型的故事在这里太多了，有的更悲惨，因为借了荷兰银行的贷款去中国投资，失败后果当然自己负责，有的夫妻二人多年努力共同创建的血汗钱去中国投资，负心郎另有新欢，留下妻儿老小在荷兰。也有很多人去了中国几年又回来，已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了。这些爱国华侨的“智商”是无法与现如今的中国商场相适应了。好在他们在荷兰已工作了十几年、几十年，多少政府会给他们些养老金、退休金，只要要求不要太高，过得亦能安稳。这些华人华侨是否天生有一种爱国情结？他们始终相信中国，就是因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不管是受教育的或不受教育的，总之他们吃不消受不了洋人的气，但受中国人的歧视却心甘情愿。曾经有一个人讲过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真正的爱国者都是生活在国家之外的，鼓励更多的人出国，就是培养更多人的爱国情操”这些爱国者是不是在体现中国人的凝聚力呢？还是民族意识的楷模？但有一点我是感觉到了：中国社会里中国人，认为这些人是不属于中国社会的中国人。他们是外人。

 

 二十二， 西方人的不同

欧洲人的傲慢是世界上出名的，很多白人有一种天生种族优越感，认为自己是世界最优秀的人种，这种优越感有时会直截了当，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对待人与事的平常状态里，比方说荷兰人乐意帮助你，实际上并不期待着你的感激，正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自尊，然而当他意识到你的能力，你的层面与他一样或者比他高，这种帮助的心态就消失了，而变成冷漠的态度不与你打交道的态度，因为他们不愿意与比他们高的人群做朋友，有些白人的脑海里，歧视中国人的心态是存在的。沮丧的是，这20年的中国变化，这不讨人喜欢的中国人一天天地在强大，必须要认真对付他，当西方人正眼看中国人时，要白人学会接受中国人比他强大的事实是相当的痛苦的。尤其是德国人。这种嫉妒与傲慢不完全是对待中国，就连欧洲国家，他也是这样一种德性对待别人，欧洲人也很讨厌他，德国人到中国来做生意，并不是他们喜欢中国，而是能比其它欧洲人能吃苦耐劳，因此过早地进入中国经济初级阶段带来的麻烦他是有心理准备的，而其它欧洲人就吃不了这个苦，不愿打头阵。当然德国人的性格也有他的严谨，有负责一面，显出的守信态度也有他可爱的一面，然而无论如何，作为欧洲人，大家都不太喜欢他。

而法国人却是另外一种性格，他们很能夸夸自谈，玄耀自己，做事的作风非常随便，而且常常想入非非，出尔反尔，他似乎对你很热心，但他承诺的事，你千万别当真。是一种艺术型的民族，也是爱浪漫的民族，很会享受生活的民族，法国人爱喝酒、爱度假，男女关系也很随便，但对外国人通常要比德国人友好的多，他们还显示自己的友善，无论国家或普通人都会为第三世界国家做点好事，当然他很在乎你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举一个例子，法国认为他们是欧洲艺术的代表，他喜欢以欧洲文化领袖为自居，花很多钱在这上面下功夫，推广他的影响力，每年国家花费大量资金吸引世界各国的艺术家来巴黎开展艺术活动、学习，参观，工作。政府还会提供免费画室，材料等等，总之你们的简历中怎么能没有法国、巴黎的字眼呢？对待艺术家他有一种特殊的签证，如果作为职业的艺术家。国家还会分配带有画室的住宅低价出租给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家。这对欧盟其它国家是不可思议的。当然，法国确实是一个热爱艺术的国土，每年数不清的音乐会，文化节，全国各地到处举办，特别是在夏天，很多乡村城镇的古堡，教堂，都有相当水准的艺术活动。

法国政界的腐败也是欧洲人众所周知的，贪污、行贿、丑闻不断，种种奇怪事都能发生。还爱管其它国家的事，举例，荷兰是一种什么人什么事都尽可宽忍的国家，红灯区的妓女都受国家的法律保护，而吸毒是合法的，因为荷兰人认为吸毒也是个人行为。 因此许多别的国家的贩毒者就喜欢光顾阿姆斯特丹，这也确实给周边国家带来许多麻烦，法国政府居然要求荷兰政府修改宪法，阻绝毒品的合法化。这可引起荷兰人的众怒。法国政府有什么权力干涉荷兰的事。法国人对中国人还算友好，法国思想界注重推广非欧洲文明的文化价值也算是在欧洲标新立异的。总得来说法国人是可爱的民族，我喜欢他们。

前面谈到荷兰人宽容这确实算是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例如，阿姆斯特丹红灯区成为荷兰的一大景观。普通老百姓没什么怨言，单身汉要去嫖妓，这也是生理上的需要，作为商业的合法行为，有怎么好大惊小怪，前几年，居然还有人在议会上提出议案，单身人士嫖妓费用有一部份应该获得税务减免。你说这种不可思议的事荷兰就会发生。妓女作为纳税人同样受到国家的法规限制与保护，这都是法律通过的条文，但是严格的卫生管理，定期检查还是阻止不了严重的爱滋病地区称号，荷兰社会也只能接受。荷兰政府还通过了同性恋结婚法律条例，我一位朋友是荷兰莱太城市的市长，他的大儿子就是同性恋与他的男朋友同居，我看人们也没把这种现象看的奇怪。事实上，在荷兰高智商的人群中，同性恋的例子还相当多。奈梅根大学有位语言学教授也是我的画作收藏者，他的同性恋对象是一位来自印度的小伙子，他照样当他的知名教授，也没见校方表示有何不可。荷兰人的性观念也是非常开放的，我的邻居，丈夫是一位新闻记者，后自己创办了一个杂志任主编，妻子是中学里的人类学教师，养有二个女儿，大的只有16岁有了男朋友，每星期都要去男朋友二三次过夜，她的母亲对此有意见，建议她一次就行了，她不愿意，为这事二人闹别扭。这可见问题的焦点不是去不去，而是去多去少的问题，这对父母亲的境界我们中国人能接受吗？当然父母亲经常劝告这对恋人不要过早的怀上孩子，毕竟16岁还在学习呢，我们有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对话。他们认为，因为爱才产生的性行为是珍贵的，特别是年青人，人生初恋纯情没有物质为背景，人应该去享受这点，女孩子有许多男朋友在她结婚之前是件好事，通过众多的经历，方会有正确的合适的选择，这种婚姻反道是稳固的。许多男女青年到了结婚的年龄，性的兴趣已减少了，理性的选择反而会有益处。可见荷兰人的宽容度有它的道理。他们主张事情的发生，必有它的原因，去阻止还不如去引导它，让事物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让当事者自己来控制，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是最佳的方法。荷兰人最讨厌就是有人对他指手画脚地下指示。他们很欣赏自由自在地活着，荷兰是一个小国家，但有着数不清的家庭小公司，自己做老板，不愿受人气，这是很典型的荷兰现象，然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荷兰是一个热爱艺术的国土，这不只是我喜欢的问题，而是我的命运与他息息相关的运气问题。

在我生活在欧洲期间，我已记不清去过多少次英国，特别是伦敦，毫无疑问，伦敦是欧洲了解中国文化最多的地方，尤其是中国古董，数不清的中国古董店，偶尔也可看见一些中国书画挂在墙上。英国是一个明显穷富距离拉的很开的地方，大概由于香港的关系，与中国方面的联系在英国似乎很密切，在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和维克多里尔的博物馆里都珍奇着许多中国一流水准的陶瓷、家具、青铜器等等。但在生活现实中，购买中国绘画原作的人群很少，而且层次并不高，但对我的印刷品热情却很高，每次我与Verkerke艺术公司发行仪式在英国伦敦，伯明翰，活动传播的很活跃，在BATH有一个叫亚洲艺术博物馆里举办过一次我画作的复制品画展，我展出了我多年来出版的水墨画印刷品，他们有一个水墨画协会时不时地请我去为他们上上课，这个协会的许多人大多是专业的美术教师每年都到我在法国的Macheil古堡参加我的教学活动。可不知何故，英国人没有给我留下好的印象，他们的老祖先干了太多的坏事在中国，至今还在我脑海里浮现，确实我对他们多有偏见，如果说德国人的傲慢流露在言行举止之中，而英国人对中国人歧视却是来自骨子里，他们对待中国人是在西欧国家中最糟糕的，许多学生到英国去学习，支付昂贵的学费不算，而始终得不到稳定的签证，我知道一些人都在英国生活了十几年至今还没有固定的签证许可，当局收去他们的护照，同时不给他们合法的居留身份，然而政府并不会赶他们出境，是让他们无休止在那作为劳工工作得到微薄的报酬，如果你出境就无法再归来，有些人十几年在英国都没有办法回国探亲实在太可恨了。当然不是所有英国人都这么不通人情，但这个政府我很讨厌，想当年贩卖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割地赔款，占去香港培养了一批洋奴出来，以至于今天，香港人只有去英国读过书就能找到好工作的事实真让人莫明其炒，英国这个穷国家还有什么东西这么值得夸耀。想必去过英国的人都有体会，这样一个老牌资本主义没落状态的国家，没有一点生气勃勃的迹象，只能是跟随美国人后面做帮凶，越来越衰退下去。

我去过美国约二十多次，从纽约到旧金山，从洛杉矶到芝加哥从西雅图到佛罗里达，我的总的感受是：一个在上海北京成长出来的人没有必再留在美国，应该尽快地回到中国去，中国比美国有滋有味的多，尽管美国有众多的博物馆，大学，有世界一流人才供美国使用，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到美国就是有机会拥有你的一切。源源不断的人才都朝着那个方向运动，就像我当年一样，好像美国拥有一切。都在做美国梦，其实，美国是个移民的国家，首先是文化上的贫乏，他与欧洲相比实在是十万八千里，人文景观少的可怜是个没有历史的国家，由于贫富差别巨大，教育层度平均水平还不如欧洲的西班牙，艺术品味异常之低，去他们的博物馆，画廊总是充实着低级的，丑陋的，粗俗的东西。这使我们这些在欧洲生活了多年之后去那感到不可忍受的，这就是为什么通常在美国能流行的东西，到欧洲通常就没有市场，当然美国也有一个阶层，艺术评味还不错，这就是使的欧洲艺术公司能在美国打得开局面的原因，美国总体经济实力世界第一，但平均下来就不能与欧洲相比了，生活水平和从他们的住宅质量，衣着水平，食用标准相比较，教育水平，保险，社会福利根本无法与欧洲相提并论，大批中国人从美国回国是正确的选择。同时人均素质低下居然会相信荒唐愚蠢的政治家的谎言，美国人在美国政客的教育下，显得爱国热情高涨，以为美国制度是人类的楷模与天堂。欧洲人真是觉得啼笑皆非，又无可奈何。如今在这个世界上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板，国际社会没有公理。美国的单边主义思想在美国国内有他的市场，还不是众多的美国人素质所致，很多美国人的思想还处在一个幼稚阶段。很多人都没有独主思考的能力，与有些美国人交谈觉得他们傻的可爱。我不知道现在中国人是如何看待美国，对我来讲，当初老天有眼没有让我留居美国，让我艺术修养得以在欧洲这一西方文明发祥地受到熏陶，而更重要的是教育程度很高的普通欧洲人才有可能领悟我这个“异族”文化的价值，感谢菩萨感谢上帝。       

二十三，儿子的出生                 

  1994年我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我们身居海外，心理上真有一种飘泊不定的感觉，就没有打算考虑孩子的事，然而我已经40岁了，我的妻子也37岁了。我的一位朋友他是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在奈梅根医学院任教授，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等你有小孩子就不想离开荷兰了，因为你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了。由于是高龄怀孕，我们都很紧张，幸好我们认识许多买过我画的医生们，他们都热情地帮助我们，奈梅根大学医院妇产科的主治医生通过我的朋友介绍之后对我们关切有加，我们心中不安慢慢平静下来。荷兰的妇女一般都在家中生孩子，由医生上门协助，产妇的医疗费用都是免费的，还有护士专门护理，条件确实都很好，我妻子还去参加孕妇学习班，有专门的婴儿护士教你一切有关培育知识与经验，但我们都坚持去医院生孩子，最后医院还是同意了，事实上我们的直觉是正确的，我的妻子的安全问题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是外国人，万一在家中有什么意外，我们害怕控制不住。生孩子在家中是一种荷兰家庭习惯吗？我的朋友告诉我，荷兰人很在乎人出生的地方，出生的房子，特别对出生的孩子有意义。出生在医院里似乎有点怪怪的。看来人的想法真是千差万别的。我的妻子经过艰难的21小时难产阵痛，我的儿子终于出生了。从他第一声的啼哭起，我们的生活彻底让他改变了。在以后的5年左右，我们再也没有睡过一回安稳觉了。我减少了许多国际艺术活动，一心一意地享受起“天伦之乐”，我们的家要搬，我们车要换大，一切都是孩子的原因，我们不习惯雇佣人在家，可能是受了荷兰人的影响，好在我们没有固定上班工作时间，我的妻子曾是一位钢琴教师，平时就没有多少学生，因为在荷兰社会，孩子们学音乐大多都去文化中心支付几乎是免费的费用。由于孩子的出现，她也暂停了教琴。而我们必须加大力度学习荷兰语，因为涉及到孩子的事，我们必须了解更多更周详的荷兰生活方方面面，荷兰的幼儿保健，教育体系，社会福利，我们一无所知！因为这跟与大学，博物馆，画廊老板打交道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必须限期带孩子检查他的身体状况，帮助他找小伙伴，买更多的新鲜玩具，他的食物在婴儿期都经科学的配方、营养的搭配制成一个现存的食品，每天准时准量，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方便。与我的童年相比，我的儿子真是生活在蜜罐里，要什么有什么，一生下来就受到各方面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关怀，西方社会对儿童的关切度是非常高的，儿童受到第一流的照顾，无论从孩子的生活条件，还是严格的医疗保健，心理健康的保养，权益的保护，以及教育上的质量，西方社会非常重视儿童的成长与权益，特别是儿童的心理健康！这是因为直接为将来的社会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后代。一个社会的健康实际上就是人的心理健康决定的，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大多是人的孩提时代的教育问题。对一个人来说孩提时代的回忆应该是幸福的，一个被扭曲过的心灵将对社会，对自己都是伤害！           因此，政府机构民间团体无时无刻地关注社会上的儿童问题，父母严禁打骂孩子，父母有教育孩子的责任，父母有坏行为，孩子将会由机构专人监管，如果孩子受到伤害，父母无权领养，等等许多复杂的条款来保护儿童权益。在荷兰有些外国人赚钱拼命忙于生机，将自己的孩子托给他人照管，日后与孩子的感情疏远，托管人有权将孩子带走，以至于父母痛心无比，按照法律，他们没有尽到用身心来照顾孩子的责任，以至于使别有用心的的荷兰人得到孩子。对儿童的扶养西方人种族血源关系看的并不重。他们对待自己生育的孩子或抚养的孩子都会一事同仁，决无爱心不同，他们对孩子的要求不是指定他将来对父母的回报，或者说期待着孩子传宗结代，光宗耀祖，望子成龙，老有所靠，养子防老的想法。而是作为体验扶养儿女的人生经历。不像我们某些中国人对孩子热切期盼，要求孩子按照自己的设计去成长或者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企盼。因此在西方，儿童的愿望受到关切与培养，一切都是那么的宽容，父母与子女是父母子女关系，又是一种事实上的朋友关系，孩子都直乎父母名字很普通。法律还规定孩子每月必须要得到一定数量的零花钱，每一个孩子必须要有自己单独的房间，如果家庭有困难，国家会补助更多的房间给你，而且每一个儿童不管出生富裕家庭或者贫穷家庭都有固定的政府补贴金给儿童的。一直到18岁。他们身心健康直接影响将来社会安全和谐问题，每一种社会必须异常关切这个社会现象：孩子是社会的将来，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栋梁。

二十四，我的无奈与感慨

2004年的夏日，欧洲议会的文化专员Christa prets约我去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商谈创建欧盟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中国部的工作。我有点吃惊，因为我认识此人已近10年，但作为一个从事中国水墨画的中国画家对他们这些政治家有什么用？因为我所作的一切都在推广中国民族文化在欧洲，他们从来就是不支持的。但这次是我判断错了。可能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虽然我20年前曾在上海美术馆组织学术活动研究，策划画展的工作，在中国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但必竟已多年作为绘画创作人员生活在欧洲，要开展中国与欧盟双方艺术交流。恐怕还是要有一个适应过程，谈到与西方艺术交流，我认为目前在观众层面上没有沟通的问题，关健是西方大多数现代美术馆馆长的政治党悟很高“冷战思维“一直存在，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始终是他们的敌人，要指望他们放弃敌对思想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另一方面很多当时的中国艺术家还没有找到自己文化身份的坐标，急于想走出国门得到“国际的承认”往往是牺牲自己，迎合西方为代价，殊不知反而实质其反，送上去的东西效果就不好，要他找上门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保持自己的文化特征是一种自尊的表现，西方人非常非常看重这一点的。

“国际接轨”，“国际承认”在艺术上是荒唐可笑的，你能存在就说明你有存在的理由，存在决定意识，你有自己的东西，你的综合实力上去了，不怕别人不看你，凭什么我非要你的认可？这种心态就是有崇洋之嫌！

国际接轨指的是运作事物的行为方式而不是事物的内容。内容应该是有个性的民族的也就是世界的，为什么要别人“承认”，实际上西方人是永远不会承认你中国艺术的，最终是默认，他们保护自己文化的意识与中国相比，实在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他们就是想改变别人而不是自己。西方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们对推广自己的文化艺术影响力是非常迫切的，他们这种文化扩张意识非常之强，同时抵制外来文化的影响的意识同样也是异常坚定。由于曾受中国美术馆的委托，作为全权代表联络人我经常接触了一些顶尖水准的博物馆的馆长们。深有感触！中国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施展西方艺术影响“荒芜”之地。他们一直在观注中国的发展，等待最佳的时机，向中国的观众播下西方艺术的种子，当我们提出双方交流相互展览的建议时，他们就很不乐意，甚至毫不掩饰地暗示对中国艺术的蔑视，有些人公开指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艺术是在西方艺术的影响下发展出来的，要展览也是为他们自己抹金，是作为他们的成就来对观众介绍的。然而我试图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视觉范围忽略了在中国传统艺术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现代中国水墨画，并提议介绍中国特色的艺术建议时，他们就推说观众没有兴趣，劳命伤财，不会有好的反映，婉言拒之。为什么？很清楚他们不会为别人抬轿子，为他人的艺术努力推广的，指望他们有怎么样希望？还是一句话，中国艺术要靠自己的实力运用，要靠我们自己来推广。有位馆长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对我说：“你们自己来推广？这是件改变世界的事，够你们忙一辈子的”，可见这些人，骨子里对中国人的文化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总是以胜利者的姿态俯视一切；摆出一付轻蔑的态度，“我们已经改变了你们的一切！难道你们的文化能改变我们西方？真是不自量力”，这样的潜台词，让我作为一个有自尊的中国人心情是异常难受的，我们为什么要以崇拜科学的态度那样崇拜西方艺术。中国人为什么拼命的向中国观众介绍西方艺术，这些西方博物馆馆长并没有强迫我们展览他们的大师作品，为西方艺术作广告，为西方的艺术作免费推广，深入推广，不余其力。在这个世界上，而我们自己的艺术又有多少人知道？

一位荷兰美术馆馆长谈论几年前在中国访问的趣事，他期待能看到一些属于中国自己的东西，而一位权威画家拿出了他在威尼斯写生的作品让他看，以示友好，他心中不觉好笑。在中国的美术馆，在他看来，画展的质量就是一种“人际关系与金钱利益的综合”结果，这在西方美术馆来说是荒唐可笑的。这样一种印象，要靠我周俊三寸不烂之舌去纠正他们的影响太难了！我想这位馆长个敢吐真言，是因为我在西方这么多年能用流利的荷语与他交流，使他放松了警惕， “礼貌”是必不可少的，那敢不采用外文辞令。这些西方权威是心里瞧不起中国人，因为我们没有骨气、没有文化自尊，最多现在是有钱了，又怎么样？你拿出一付暴发户的派头是镇不了他们的，他们对待日本人也是这样的态度，没有自己文化的人是让别人瞧不起的！因此发展中国自己的艺术一定要排除崇洋的心态。一定要分清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差别！我们的国家领导，我们的艺术家，我们的观众都应有着意不容辞的责任。我再一次重复：“自身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尊严”，文化是需要有保护意识的！当一个民族没有保护自身文化的愿望的话，在他文化的冲击下自身文化就会迅速消失！当然中国必须要完成现代化的转折，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形态转型需要的是当今世界现代文明的成果而不是西方文化的价值观！真不知道要再等多少年中国文化人的自信心才会增强，中华文化的自我意识才会觉醒。

 我们的美术馆博物馆馆长必须要调整策略，不应把眼光放在这些怀有敌意的所谓西方“主流舞台”美术馆博物馆上。事实上西方没有主流，支流之分，观众在选择舞台。当观众一旦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欧美研究中国艺术的博物馆才是最权威最值得参观的地方，这些被中国美术界所忽略的亚洲中国艺术博物馆才是我们团结的人选，依靠的力量，帮助，扶持的对象，尽管他们曾经由于中国的影响力不大而处在“孤立”的位置，但随着中国的强大，他们在西方观众面前的形象将会越来越重要。更重要的是跟那些“主流舞台”美术馆博物馆没有中国文化知识，没有中国感情的馆长，研究员们相比，至少他们有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研究中国文化的经历。

这近百年的中国历史是我们自己改造自已接受西方文明与文化的历史。但这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正是中国近百年来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吸取西方文明，才使得中国一天天强大，自信。今天，西方文化中的弊病与死结在主导国际事务各种危机中越加显现。西方文化价值观已无法让世人心服口服。在我看来在这个世界上，一旦中国的经济水平达到世界首位，唯有中国人“天人和一”的和谐理念，中国的文化精神才能包容世界！中国将成为世界的领导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文化传统特征必须要有意识地越来越鲜明地体现！越来越主动去推广！   

   由于我曾担任欧洲国际艺术交流中心的执行主席数年，我访问了许多中国艺术家，他们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观，但很多人已开始沉湎与物质上的享受，在业务上已大大退步，谈起中国走向世界，大家没有雄心壮志。没有以前努力拼博的冲动。从当年对外部世界的探索热忱极其高涨，转化为毫不关心、缺乏热情。谈到推广中国艺术到西方，大多表示没有信心，没有希望。有的艺术家去了国外，跟着旅行团去观赏了一番得出结论中国比外国好多了，中国有豪华的大酒店，数不清的高楼大厦、夜总会，官商追捧我们的画作，大笔一挥财源滚滚。我去外国去干什么？有的画界朋友还送一段顺口溜给我，作为对当下美术界一些名家的评介“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开越好！老婆越换越小！画画越画越差！”。美术界的风气越来越差，有人把拥有权力而不学无术的或学术水平很差的人称之为“画霸”，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国家的资源，把持着自己的“地盘”培养自己的喽罗们，垄断了美术行业的展览、出版、宣传、评奖等等，为自己的小圈子服务，他们有时为了利益分配的均衡，各地的“画霸”还会串通一气，相互作一些妥协、相互捧场，有时为了利益的需要，也开展“学术活动”，拉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作点辍，实则上只是作秀，有时打着“引进人才”的幌子，实际上更多的是“武大郎开店”，其真实的意图是要传递信息给美术界广大同仁，他们才是美术界的主宰。这些“画霸”客观上已成为公害，严重地损害大家的权益。败坏美术界的风气，使得公平与合理不复存在。然而，电子计算机的来临改变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美术界，信息使每一个人都有独自鉴别的机会，人们不再惧怕权威的威摄力，人们可以自由地在网上发表言论与作品。网站已打破了垄断行业的展览、出版、宣传的权威形象，信息将最糟与最好的东西传遍全国乃至世界千家万户。没有人能阻挡你的步伐。“画霸”的影响力正在消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艺术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也是大家的，谁也甭想吆悠谁，谁也不愿逆来顺受。我们的时代真的让电脑改变了。只是保守的人群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二十五，直率的真言

   中国这二十年翻江倒海的发展与变化。给了我巨大的震撼！每一个知识分子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犹豫，徘徊，挣扎，痛楚。思想的转换带来行为的调整，带给美术界同样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状。令我吃惊的是：很多美好，真诚与严肃事物已荡然无存，一切都变的功利化了，在这个充满欲望的圈子里，对权力与金钱的追逐成为成功人士的标志美术行业的主旋律。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有人混入官场春风得意为的是画价大增，有人随波逐流充当腐败现象的润滑剂，有人急功近利充当外部反华势力的代言人。一切都是功利行为，没有自己的艺术坐标，没有艺术理想，随着商品的需求和利益的驱使滚滚向前。人群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在确定你的地位与物质指数后，人与人不再打交道，打的是人与人的附加值交道。学术的严肃性与客观性变得毫无意义，一切都是赤裸裸的交易。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是，人们已经习惯了现而今残酷的“游戏规则，没有人大惊小怪。反倒是海外归来的我，感到不满，震惊与愤怒的言论成了不合时宜的，不能与时俱进的“落后分子”牢骚了。我接触到各个阶层的美术界人士，我强烈地意识到，人们沉湎于无休止的物质利益与权势名誉的追逐后的疲劳，病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症状：那就是一方面会以各种各样的诉求方式来表露他们的炫耀，自傲，狂妄，轻侮，谦卑，敬畏的态度，培养崇拜者和寻找利益的合伙人，另一方面又厌倦那种狼狈为奸又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利益关系，非常渴望真诚的交往，摆脱心灵上的孤独，能有真正的朋友和做一些对得起人的事，说一些客观的话。我再一次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到了这个社会道德的死结：良知与麻木，正义与淫威，诚实与虚伪的对应。人性不得不再一次得到考验。欲望已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浮燥是必然的，艺术上还有什么作为呢？这二十年美术事业有大的发展，但我并不认为学术水平有所提高。画中国画强调的是人的心迹之流露，这不是技术层面的熟练所能掩盖的。诱惑与浮躁使得人安不下心来，艺术创造是需要艺术家内心的平静，它确实需要宠辱不惊的心态，又能耐得住寂寞的性格。这就是艺术的纯洁度，艺术家要有自己的理想，哪怕是理想难以实现，艺术家对艺术执着的追求是一种精神，哪怕这种执着的精神与现实的环境格格不入。我二十年在欧洲安安静静地画画靠的就是这种理想与精神！

   同时，我发现中国的美术界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最明显的现象是在吸收外来艺术方面的营养远远要比吸收中国传统艺术方面的营养做的好的多，强的多。中国画没有什么发展，则是涌现出一批制作细致、色彩渲丽的流行商品化的图式，具有中国鲜明特色的水墨画已寥寥无几了。首先我要强调：中国画的纯洁度在于有高尚的品格理念，也就是说讲究品味与修养，它具有人格自由的表达方式，具有人性永恒的内涵需求，这种纯情的情感渲泄是在一个个体空间中实现的。当我们硬是要把它政治利用化，改造成现实有效的工具使用，或者改造成喜闻乐见的商业用途。这种探索与追求与其说发展还不如说是对它的折磨与摧残。这种异化后的特征在世俗的功利推动下正在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消亡。因为中国画的精神是无法与西方实用主义的架上绘画具有同等功能的。

   其次：中国绘画精神是具备追求个体内心自由渲泄的特征的，她既满足了人性永恒的表达自我的愿望，又成功地找到了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切入点。在一种非功利性的状态下，平等地与观众对话。这种精神的价值观恰恰体现出当今世界人类文明展示的现代精神。这样一种现代精神，由于社会环境发展的不平衡没有正确地转换方位以至于视而不见，成了“捧着金碗要饭，要么扔掉金碗借人家的碗吃饭”。要么把金碗涂上流行的需求色，随波逐流成了没有理念的“四不象”，这种异化了的“中国画”的特征，客观上是对政治工具，商业市场的妥协。使得中国画精神的现代意义无法伸展。导致许多艺术家已经失去对中国画的信心。他们更加虔诚地研究西方，习惯西方艺术的价值观。用西方的思维审视一切，对中国的东西麻木不仁了。另一方面一部份中国画画家死守已有的一套模式，已丧失了创造的原动力，重复地制作同一样式，甚至同一构图。精力没有放在艺术追求上，而是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上争权夺利。而不是以学术上的威望来赢得同行的尊重。 

   另外：中国流行创新！创新，概括地说就是做别人没做过的事，因此你首先要了解别人已经做过了的事，这个别人包括洋人、古人、他人，搞清楚了，你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尝试。因此创新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的创新立足于区域性的视野，就会失去了我们的座标。我们必须要站在全球范围的高度来建立自己的创新行为，才能保持我们的个性，展示我们的文化身份。再其次：中国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涌现出一批热爱中国书画的有钱人，他们的口味直接影响了当前中国画发展的走向。很少有人还在坚持自己的艺术原则。中国画变得“工细”了，从大写意变成小写意乃至无写意。这种“工细”（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有追求的画家对失去精神的千篇一律写意画的厌倦与反叛）客观上是迎合了有钱人的需求。因为迎合无非就是“牺牲自己奉献他人”，我们迎合市场我们降低格调。迎合洋人，我们改变自己抛弃自己的文化特征，这都是一致的：缺乏独立的人格精神，而这一精神性恰恰是现代绘画最重要的特征。

   由于迎合市场，当今的中国画创作已异化成一个面目三大特征，（工细面目：满构图特征、色彩化特征、制作化特征）而且已泛滥成灾。A、满构图的扬短僻长：以虚当实是中国绘画特创，空白是有意味的，是精致的体现，画得密密麻麻，费话太多，罗嗦则是表示小功夫、苦功夫，而以少胜多、以虚当实、体现写意的精髓，特别是大写意的精神是难功夫、大功夫、真功夫。以最简单的形式展现最复杂的情感，这是人类表达思想高难度的理想境界。这是符合现代人崇尚简约的审美特征。

B、色彩化变成水彩画：黑白是理性的意味，色彩是感官的刺激，黑白更具有艺术的纯洁性和内涵，在宣纸上发展色彩的效果远远差于油画布上的效果，这是由材料决定的。任何一个人、一件事、一种形式都有它的独特点、限制点。水彩画、水粉画方向去发展中国画的话，路会越走越窄。

C、制作化成为工艺制造：在“创新”的鼓动下，我们丢失了水墨画最基本的技巧特征——－书法用笔。这是我们超过千年的积累，无论从观念上还是技术层面上对世界绘画史的贡献都是无与伦比的。我们扔掉“金碗”找饭吃，玩起了雕虫小技真是太可笑了。使得画面的效果浮薄无力，把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变成了工艺流程，中国画的阳刚之气和笔墨韵味全然无剩，都成了小情小调的商业绘画了。

其实我们的创新应该放在保持中国画特征前提下，绘画形态上重构，在这个过程当中渗透着当代人的意识。现代形态的完成要靠在传统绘画上下过功夫的人同时又是精通西方艺术的人。这就对艺术家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画的精神家园的纯洁度要顶得住政治与商业的双重影响，西方文化与传统包袱的双重压力，还有多少人有苦行僧的精神呢？

   这样下去将中国画与西洋画合轨是必然趋势。难怪有“先见之明”的国画家都改行画油画了。这种现象将断送了走向世界最有可能而最独特的绘画形式——水墨画的前程，几代人都不一定缓得过来。因为她具备高深的理念与复杂的技巧，独一无二的绘画形式，只不过必须要有现代的形态来体现我们的时代。可惜她的现代形态的尝试只是在国画界以外的圈子里实验，而国画界内则是一片空白，或者说少得可怜。当今的国画界叫继承的多，做发展的少。传统中国绘画精神的延续以及现代形态的转换可能性，说到底，靠得是在传统绘画上下过苦功并精通西方艺术的艺术家们，他们执着地热爱民族艺术，需要勇气与胆识，坚韧不拔的精神。因为这是一条漫长而艰苦，孤独而寂寞的旅程。当然我能理解西方艺术与商品经济的双重挤压下，要顶得住各方面的诱惑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我还是期待我们的年青人要有奋发向上，为中国画走向世界作贡献的精神，像我们当年一样。我们需要有一批热爱民族艺术，执着地刻苦地艺术家，在一起排除商品化的冲击安下心来做学问，传统水墨画的现代因素的发掘，本身就体现出能与西方绘画艺术抗衡的优越性，这种自信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宏观与微观的层面上。“水墨画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她的涵义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发掘、整理，让具有传统文化背景的中国水墨画找到人类艺术情感共通的切入点， 这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忽视审美的永恒价值，艺术除了思想还需要审美。无论人的个体属性和社会属性都离不开真善美的存在。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切入点，转换为新的样式便於国际化层面上的沟通，得以传播和推广。中国辉煌的文化历史决定了中国是绝对的文化超级大国。我们所忧虑的是中国的巨变将带来的应该不仅仅是物质文明高速发展，当我们立足於世界大家庭之中，保持自己的文化个性，对自身文化的热爱，对自身艺术的认可，这是尊严的体现。这是每一个民族共有的人之常情。中国水墨画作为体现典型的中国艺术精神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不争的事实在国际艺坛层面上看得相当清楚，她的精神内涵体现出人类人性本质共通的交流点还远远没有被当今世界所认知。中国画走向世界，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这是每一个有志气中国画家的责任。

我们需要的是全方位的艺术修养，不要被众多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的表现所迷惑。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使得西方现代艺术许多形式失去原动力的支撑。（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各种文化之间的和谐）给西方带来了新的课题。这都不是西方文化自身能解决的问题这就给中国艺术家带来了机会，中国艺术家要能走出去，回得来，要有成为世界型艺术家的雄心。主动地表示，表达自己，让世界了解您，理解您，接受您。

二十六，德国科隆亚洲艺术博物馆周俊35年绘画回顾展

   2007年10月10日，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经过长时间地认真，仔细地准备，周俊35年绘画回顾展正式开幕，这从文革时期到现在，跨度35年超过100幅作品集中展出，对我来说是平生第一次。

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馆长Dr.Adele Schlombs，一位对中国艺术有着深刻理解并有着高超的修养和品位的研究专家。在整理画展资料和作品挑选的繁复工作中，严谨而理性的学者风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从展品的精心布置到图录的编辑出版做了大量的很有成效的工作。这一长达6个月的大型回顾展，使我有机会回顾一下自己的艺术历程，做一次梳理和总结。

“艺术是什么？为什么要搞艺术？自己要回到基本点上重新思考最本质的出发点。艺术创造需要人心的自由，她包括：

                选择对象的自由（随性）————我画什么

                使用材料的自由（随意）————我怎样画

                创作状态的自由（随心）————我不得不画

中国有句古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艺术创造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艺术探索之路充满着艰辛和孤独。但是我很清楚，我因热爱艺术而从事艺术，因热爱艺术而不得不从事艺术，因热爱艺术而视艺术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此我作为一个艺术家而感到骄傲。”

   以上是我在开幕式上的发言稿中的感叹用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我应该对我走过的艺术道路作一次清晰的回顾与总结，  我幼年4岁习画，真正开始理解绘画是40岁以后的事。我认为从事绘画要面对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一，学习别人。二，探索发现。三，确立自我。

－学习别人，就是要尽最大的可能从别人（这里的别人包括古代人，现代人，外国人，中国人）那里获得已有的成果与经验提高自己的技能。这个阶段称为基础训练阶段。这个阶段的深浅直接影响一个艺术家将来步入创造的容量和能力。

－探索发现，就是要对已学过的东西进行怀疑并根据自己的本性进行总结与梳理打破种种清规戒律，追求与发现出符合自我意识的艺术语言。作为中国绘画形式对宣纸的性能掌握，对笔墨运用的丰富变化，对色彩的选择与运用，都要有一个符合自己本性的重新组合的过程。探索出个性图式来。这是个寻求自我的阶段。

－确立自我，是指艺术家已步入能自由表达自我心境的阶段，并保持旺盛的创造力。那么创作已不是形式与技巧的问题了，而是艺术家的人生观，修养，学识，来决定你的艺术个性的品位高低。这是个“自然之道”的修炼阶段

艺术创造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艺术探索之路充满着艰辛和孤独。我意识到，不是每一个从事绘画的人都能走完这三部曲的。

以下是我在科隆亚洲艺术博物馆个展期间连续8次讲演中回答德国观众与记者的提问的部分文稿与访谈纲要：

＃吸取西方现代艺术中的现代因素与积极因素

在本书中，我说了很多否定西方现代艺术的话，不表示我没有看到它的积极方面，首先我要强调：

西方现代艺术的形态产生是由于西方现代社会的产生与发展的需求（物质与精神）所造成的。

1、它的外在形态：从形式的演变渗透着思想的演变，伴随着科学、社会的发展，从具象到抽象，从描述人的外在到刻划人的内心。都是以科学的态度为指导，以发展为宗旨。

2、它的内在形态：是以人为主题，寻求人的个体价值为目标，伴随着西方价值观的传统，从思想的自由到行为的自由，从初试到高潮乃至极端化。

因此，西方现代艺术：这是一个西方化与现代化的混合物。分清个人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不同，至关重要。前者有接触点，而后者则是失控。西方文明中对人的个体艺术价值的肯定，是现代社会人的必然觉醒，是人类共有的价值观。追求个体的表达愿望是生命力的源泉、创造的原动力。有它的积极因素，然而以极端形态出现就会缺乏社会责任感，又反过来成为西方文化的弊端和西方现代文化的消极特征。在这一点上，西方当今的“超前人群”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3、它的积极因素：在完成以形式到内容的全部演变过程中，特别是它的初期思想启蒙以及高潮中带来的思想多元性，艺术语言多样性，艺术形态个性化的丰富多彩给步入现代社会的中国必然会带来多样的启发。

4、它的消极因素：

＊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导致与社会的背离，由于艺术家缺乏社会责任感，艺术已不再属于社会，则是一小撮人孤芳自赏的行为，深奥而玄念的游戏。观众要欣赏他们，首先要研究他们。艺术欣赏变得高不可攀，艺术对社会的影响力衰弱了。

＊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使得现代西方艺术许多形式失去原动力的支撑。（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给西方带来了新的课题。这都不是西方文化自身能解决的问题。

＊忽略审美的永恒价值。艺术除了思想还需要审美。无论人的个体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都离不开真善美的。

＃艺术家有现代人的思维才能创造现代形态的绘画

现代人产生于现代社会。但在发展中的现代社会里，代表着先进的一批人群必然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空间与时间去完成现代人的思想转换，因而他们有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超前人群，社会靠着他们去推动的。而在这个人群中，艺术家是首当其冲的，因为他们最敏感，他们应该有这个使命感。具备四个独立的人群才能称为现代人，（人格的独立、价值观的独立、判断能力的独立、思考方式的独立）

人格的独立：

·四大独立因素的基本点是平等意识，也就是民主意识。

·平等与民主不是要求别人给你，而是你自己给自己的。

·要善于认清人与事物的本质与附加值的区别。

  （举例：农民工、权力是谁给的，权威的真实性，女皇是个老太太。）

价值观的独立：

·人需要信念与道德情操，不是行尸走肉。

·执着是个体价值的精神与理想。

·原则就是原则，随大流不是原则。

  （举例：地位的诱惑、权力的诱惑、金钱的诱惑）

   当追逐名利的欲望被彻底挑逗起来，很少再有人思考艺术的本源问题，因为争权夺利的成功者被视为英雄或权威的环境里，一切不切实际的追求与想法变得可笑而“愚味”。

执着是需要勇气与毅力的，这确实需要有一批负有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热爱我们的民族艺术，有“撞南墙”的精神。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旅程，要耐得住孤独与寂寞，经得起嘲弄与忽略。（宠辱不惊）

判断能力的独立：

·以旁观者的姿态与心境；不畏惧、不渺视、不崇拜，客观地看待别人与自己，从而发现事物的本质。

·相对封闭的个体活动空间重要性（精神的、物质的）。

思考方式的独立：

·思想的自由（举例：摆脱洗脑。政治、金钱、现代绘画模式的洗脑）

·表达的自由、热情、冲动。

1、现代形态的重要性

·传统绘画不仅仅是继承，还要发展成为时代的特征。

·人类共通的价值观点与个性（民族）价值标准的平衡。

·地区特征与国际沟通的平衡。（举例：○○）

2、具备现代人的意识才有可能形成现代绘画形态

  （人格、价值观、判断力、思考方式的独立）

3、从西方的价值观得以启发而不是照搬

·尊重个体价值的存在。

·西方现代艺术产生的原因与特征。（外在、内在形态、积极、消极因素）

4、转换思维方式才能重新发现传统绘画精神中的现代意义

·现代绘画形态的多样性——没有固定的模式。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样重要。

·现实与逍遥都是人类的生存态度。

·观点、形态、材料三要素，任何一方的改变都会带来绘画形态的视觉效果不同。

5、传统水墨画中的现代绘画形态的因素在重新构架中实现

·观念因素（五大自然特征）

A、自然的态度，艺术创作的本源是个体自身的需求，艺术家把艺术行为作为生活的一部份，而不是作为职业看待。（畅神的愉悦、写的行为方式、无为的目的）

B、与自然对话的纯洁性，领悟人生的哲理与含意。

C、与自然对话是个体空间，无社会功利性。

D、与自然对话是人生的修炼——淡泊的态度。

E、与自然对话是永恒主题，人无法脱离自然。

·抽象形式因素（书法的二维构成、笔法的审美意味）

·材料、技法的效果拓展改变与否都是必然的，取决于观念形式的需要

 

＃中国画的什么理念是对你有意义的？

1，绘画创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深知艺术创造是心灵的写照，因而强调“写”。写意、写神、写情等等。因为“写”作为一种行为方式是自然的流露，“胸有成竹，笔下无惑”，画家的个性、修养、品位、格调、情绪以及技巧都顺其自然地展示出来。

2，绘画创作强调“静”。这里的静指的是艺术家要保持心灵上的平静、安静、宁静，不浮躁，不骄横。注重内心的修炼，淡泊名利，宠辱不惊。只有这样才能永葆艺术创造的青春。

3，绘画创作强调一个“纯”字。这里的“纯”指的是艺术家的思绪表露是真实的，动机是诚恳的，激情是非功利性的。不矫柔造作，不虚张声势，不无病呻吟。随性格而抒发个性情感。达到“纯”——是绘画创作的最高境界。

＃有一种说法认为，离开中国环境是很难从事中国画创作的，对此有何看法？     

  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信息化，商业化的时代，特别是在目前的中国，充满着诱惑的环境下，对一个不能真正把握中国画本质的艺术家，很容易迷失方向从而成为一位制造中国画行画的专业户。相反，生活在欧洲一个现代而陌生的环境里的我，一直在坚持从事中国画创作。这种相对远离中国环境特定的“封闭”，给了我一个珍贵的机会，能从外部世界来审视中国的文化史、美术史。面对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哲学思想，审美习惯，以及西方艺术五花八门、千重百迭局面的参照系数，使我对中国文化和艺术有一个整体的宏观认识，更清楚意识到中国文化精神特征的真正所在。以及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走向。我的海外艺术生活给了我人生一大笔精神财富，将影响我艺术创造的一生，我的中国绘画形式已渗透了现代人的意识，以及现代绘画的形态与思想。已分不清道不明有多少东方的根基、西方的影响。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我的中国画已摆脱了区域性的特征，已成为能与世界沟通的新中国画形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用现代或传统的方式来解释自己，我就是我。

＃您在欧洲画中国画，您觉得欧洲人能否接受中国画？

    中国画从思想观念到形式规律到材料特征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了解，学习，并接受这一体系都可以画中国画，这里没有种族的差异性。就像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成为艺术家一样。作为一种方法，画中国画并不难，但是要画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成为一个优秀的中国画画家那就难了。“因为作画不仅仅是掌握一种方法，而是通过已掌握的方法去实现表达个人的情感”。艺术作品中的情感是人类共有的，会超越各种文明的差异知识的界限与人的沟通。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欧洲人不是能否接受中国画而是是否愿意接受中国画。我住在欧洲近二十年，作为一个专业的中国画画家，从来没有期待过西方观众会拥有中国绘画方面的知识。我打动他们的仅仅是隐藏在中国绘画方法之后的真情实感的个人精神。因为这是艺术作品的本质，是符合“国际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艺术必须具备个人精神才能跨越国界。 当然，欧洲人能从不同的艺术方法来欣赏和研究我的作品，这是专业人士的事情。也是我期待的。

＃造就一个大艺术家您有何见解？

     我认为一个大艺术家肯定有三方面的优势：资历，经历，能力。

资历：一个人所受的艺术教育的程度是至关重要的，有一个好的机会，位置，学校，就能使他从优秀的父母，老师，同学，朋友那里受到良好的教育与影响。经历：董其昌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个地方性的，全国性的，世界性的不同经历带来的视野范围是有很大的不同，见多识广这是常理。能力：一个艺术家的学识与修养最终还是要通过艺术形式来表达的，这就要需要能力，能力包含着后天努力的才能和先天的天赋才能。二者缺一都不能成就能力。

＃谈谈创新

我年青的时候对反映社会，政治绘画创作很有兴趣，那个时候你们西方记者能来中国发现我，恐怕我是最早的Avant-garde,哈哈哈，，，

后来进入专业层次开始对绘画语言独特性有兴趣了，起先则是想如何从中国的绘画传统中创新，后来到西方，便有了对东西方艺术从宏观与微观的认识。因此发现从世界绘画历史上来看中国的水墨画形式发展的意义就更重要了！！！。因为她就像油画，版画一样，是一个独立的画种，她的表现力的特征是其他画种材料无法取代的。水墨画是对人类绘画史的贡献。然而种种历史原因，西方美术学院中就根本没有这一画种的艺术教育章节。发展水墨画的新形式这个重任只能由受过东西方艺术教育，有着绘画功底的人来完成。我的优势是，我有”旁观者清“的条件，以及能宏观与微观双重观察的优势和受过良好传统绘画的训练。因此我很有信心！     20世纪西方绘画已完成形式的革命，但中国水墨绘画并没有归纳在内！这里就有空间可以发展，因此中国的当代绘画一方面用西方丰富的艺术形式来反映个体对社会政治的关注有它的必要性，同时另一方面完成中国水墨画的新形式使她具备世界意义，是对世界绘画历史的新贡献。这个意义非同小可！！——————事实上，通过艺术形式创造来展示个人内心精神的表现也是对现实的真实反映 ！！！

＃能否谈谈你个人的作画习惯

  艺术要真诚，我不喜欢重复。我作画有一种”游于艺“的态度，我不是很在乎材料的选择，完全没有规律。即兴行为往往是我的灵感爆发的结果。有时故意没有特定的要求，反而具有挑战性。我从不打草稿，则是有腹稿而已。我的座右铭是：拿自然的材料，用自然的方法，画自然的效果，庄子的“自然之道”太高明了，艺术创造需要人心的自然。

＃最后问一下什么是在你的创作过程中至关重要的？

绘画要有创造的冲动！当一个艺术家没有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时，作画的激情是至关重要的，激情来自创新，来自挑战，激情的丧失是过多的重复自我，而重复来源于惰性。而惰性意味着生命力终结。

      科隆亚洲艺术博物馆个展超过三十多家的德国报刊，杂志，电视，电台以及各种媒体的刊登与报道。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馆长Dr.Adele Schlombs，撰写了“ZHOU JUN EIN CHINESISCHER TUSCHMALER DER GEGENWART” “周俊——一个当代中国水墨画画家”的画册图录并由德国艺术出版公司KEHRER出版全球发行。

二十七，丹青世家

我与丹青结下不懈之缘是与我的家庭背景分不开的，我出生在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环境里，我的外祖父母都是来自江苏淮阴，书香门第大户人家的后代，我的外祖母年轻时思想非常开明，甚至很激进。外祖父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20年代东南大学毕业后不愿做官一直在大学里做教授。我母亲也继承了她父亲的职业，我的祖母是位工笔花卉画家，而我父亲也是早年留学于法国、日本的画家，专攻工笔花卉与走兽。他们影响了下面四个孩子以及我的堂兄，以至与除了母亲之外，其余都成了画家，我们四兄弟二个大的随父姓张，二个小的随母姓周，大哥张小鹭现在厦门大学任艺术学院院长，二哥张小祥在安徽合肥美协任秘书长，小弟周刚堂兄张世林在法国巴黎为职业画家。

我的父亲早年在民国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时期享有盛名，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了，爱国主义的精神激发起他巨大的创作热情，为表现中华民族的雄姿和怒吼，他用了三年时间画了一幅巨幅大作（百虎图）当时的许多社会名流像郭沫若、田汉、茅盾、王昆仑、沈尹默、叶圣陶、黄培炎、梅兰芳、于右任、冯玉祥、谢冰心等一百多位人士都在该画上题诗称赞。

父亲与当时的文化界人士郭沫若、田汉、夏衍、曹禺、茅盾、洪琛、沈均儒、熊佛西、阳翰笙、叶圣陶、梅兰芳、袁雪芬、周璇、史良，徐悲鸿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像郭沫若、洪琛、田汉、茅盾、熊佛西等人都是莫逆之交。许多郭沫若、茅盾的文稿、诗词都直接题跋在父亲的绘画上（父亲善长花卉、孔雀、老虎工笔画，由于也是四川乐山人，被誉为蜀中三张之美名（张善仔、张大千、张悲鹭）也是民国时期中国四大画虎画家之一，父亲曾在西南联大，重庆大学任教授由于思想左倾，靠拢当时在野的共产党被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开除为永不录用的教授，然而我父亲是一个纯艺术家，没有敏感的政治嗅觉，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前夕，许多左倾文化名人纷纷北上北京领功请赏争官位时，他还在上海办他自己的艺术学院。50年代中期，响应党的号召去了安徽师范大学创建美术系，任第一任主任，然而父亲生性耿直自由散漫惯了的艺术家秉性在57年反左斗争中差一点被划成右派。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他再有运气也逃不过这一浩劫，三万多本古今中外名贵画册与书刊以及七千多张中西绘画原作和复制品以及许多珍贵的历史史料全部被红卫兵小将抄走以及销毁。父亲几十年的心血结晶和艺术财富被劫一空，荡然无存。为此他曾多次伤心地流过泪。以后他被迫下放农村劳动。整整文革十年在农场里劳动种植花生，直至郭沫若去世，于立群（郭的之妻）寻找郭的生前好友才使的中央从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那里将父亲从合肥肥东县农场里解放出来。家庭文革的磨难让我们兄弟四人从小就养成了坚韧不拔的性格与刻苦耐劳的精神，因为我们过早地品尝生活的艰难反而造就日后自己的事业发展，这是一笔不可多得的锻炼，对我的成长是必不可少的。       

  我4岁开始学画，起初随父亲学工笔花卉，文革开始后，父亲进了牛棚，学业被迫中止，日后二位哥哥去农村插队落户，父亲不忍心荒费我的前程请他的老友陆俨少教我山水，同时他的四川同乡任均的女婿方增先教我人物画。又请他的好友颜文梁教我透视学。这都是文革时期的事，至今我非常的怀念。记得陆俨少先生作画，一幅画画完，水缸里的水还是清的，用笔用墨都非常自然，真是太绝了，而方老师那时已在创作他的艳阳天系列，他总是给我强调：多画山水花卉练笔墨是非常非常重要，我在74年第一次参加上海美展的作品“钻”，由于我的书法那时不行，怕写坏了款会影响整张画，方老师特意帮我题款。可惜这幅画至今在家已无法找到。颜文梁先生最有意思，这位法国留学的苏州人是把西方透视学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他的家住在淮海路上的上方花园，楼上住的是越剧名星袁雪芬。他一口苏州吴语，总是说的没完，每次去那里他都要打开他存放在箱子里的油画一张一张给我看。他的脖子坏了（画画的职业病）头也抬不起来了，但在那个非常时期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文革后期我被分配进厂当工人，由于有画画的“一技之长”经常被各大工厂请去画毛主席巨幅画像，那个时期每一个工作单位的大门口必须要有毛泽东的肖像，我的任务就是用九宫格方式放大毛主席的照片画片，爬在脚手架上制作大幅作品，那个时候我只是16——17岁的小伙子，我很有幸福感，至少我可以不用去做工或者去农村种地。我的绘画职业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的，但年青的我，非常渴望能进入专业的学校学习美术，文革当时只是允许出身工农兵、干部的子女去上大学，俗称工农兵学员，而像我这种家庭背景的子女是不可能的，为此我很伤心，心理上的阴影挥之不去。文革结束时，终于全国恢复的高考，我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黑五类，狗崽子终于有权力准许参加考试了。我记得我报考浙江美术学院，已通过初试拿到了准考证，但是母亲坚决反对害怕我将来回不到上海来。我的二位哥哥已去了农村插队，一个在黑龙江、一个在安徽，父亲又在安徽农场，家庭已支离破碎，不堪忍受我再离开上海。最后无奈我选择了上海师范学院艺术系，顺利地进入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这是我一生中最最愉快的时光，我拼命地学习，一心想把失落的时光补充回来，我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我的活动范围就是画室——饭堂——宿舍整整四年。我的业务水平突飞猛进。由于文革时期的压抑以及家庭所遭受的磨难，我性格身性怪僻，不愿与人交谈，现在想起来，怪不得同学们称我为“怪人”一点不通人情。在那个时期左的思潮还没有彻底肃清，我既不是党员又不是社会积极分子，则是业务水平可以，很自然引来了各种类别的人的不满和妒忌。毕业分配来临，由于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代表着当时最高水准，国家急需人才，艺术系当然要留优秀的人担任教师，我的问题就开始上来了，一部分政工干部伙同一些平庸的老师制造气氛：一方面说我政治上不要求进步，另一方面说我的业务水平不行。然而另一部分教师认为我的业务水平是最好的，应该留下来做老师。这就难住了系领导，最后系主任要求全班同学作品挂在墙上请校外的上海画家应野平等人来巡察。当应先生走出画室，系主任急切地追问，你看那些同学画的不错呢？应先生说，那个在墙角边挂的几张线描人物的画得最好！那些画的作者就是我。我就这样“一个白专不红的业务尖子命运”被侥幸地让一位利益之外的旁观者给安排了。这件事是出国后，我回沪看往退休的系主任，她是老革命出身，是当年抗战时新安旅行团的红小鬼——文艺工作者。是文艺界资格最老的前辈，她亲口讲给我听的。留校之后，我的努力更加向前了，又有了新的追求。我期待着考中央美院或浙江美院的研究生，但当时研究生稀缺的状态下，竟争是相当激烈的，我听从方增先老师的建议：中国的美术界无非是两大美院最重要，浙美或中美，你在跟我学人物画再到浙美还有什么意义呢？去中美你的视域就会是全国性的，再说北派水墨讲究造型扎实对南方画家是一个很好的煅练，方老师给我写了封介绍信给中央美院准备招研究生的导师叶浅予先生，我带着我的画与方老师的信去见叶先生。叶先生架子非常大，说话非常直率，他说我的山水画笔墨结构不结实，都浮在纸上给我很大的刺激，我一直很感激这句严厉的批评，使我从此更加注重用笔用墨的结实度。他对我的人物线描还是很满意的，当时他嘱咐我说，你可以来报考但我事后知道，叶先生已有意中之人，世上事有时就是这样。不知不为过，什么事情都清楚，人的闯劲就没有了，不知，反而激发人的挑战意识，事实上中央美院有自己的系统，一般还是招自己培养的学生考研，我从浙派（方增生人物画派）跨到中美风险可想而知，再说人物水墨画研究生只招一名，人物对象早已内定，我只不过是个陪衬而已，但在当时，我只想的就是一往直前，由于考研在当时都要在文化部教育艺术司挂号，控制的。研究生的考试项目是很复杂的，包括美术史、美学、书法、政治、外语等等各种课题最终要看综合实力，单凭导师的偏见点头说业务好是不够的。业务水平大家都过了线，就看其它的能力了。这又一次考验了我的机遇让我占胜了，我总分排在前面，但不是叶先生意中之人，叶先生撤手不干了。系里最后还是不会因叶先生不干，就停止不招研究生的工作了，我还是进了美院国画系，由国画系教授姚有多指导，我要在这里说的是，人生的经历有时都是一种巧合，没有人能完整地设计自己的命远，机遇就是给那些准备好的人，勇往直前敢于接受挑战的人。我在欧洲经历的一切都充分表现了这一规律。

1985年秋，我开始了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硕士研究生班的学习。我们那一届是范迪安，尹吉男，罗世平，徐冰，周俊，吕胜中，侯翰如，李爱国，孙志均，孙为民，龙立游。隋建国，苏新平，戴顺智，田黎明等是我们下面一届，史国良，刘大为，华其敏，杨力舟，王迎春，龙瑞等则是我们上面一届。可见中央美术学院的同学在各条战线上都是数一数二的能人。而这些能人从某些方面客观上来讲是在相互依托，形成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圈子，而这个圈子代表着美术界的重要层面。在美院的日子里，我的艺术视野无疑又上了一个新台阶。那个年代，美院的学术气氛非常活跃，几乎每一星期都有一个重要的精彩的讲座活动，范围是相当的广泛的。由于信息极为畅通，全国的新人，好作品，美院总是在第一时间知晓。因此我们在发展自己的特点时，有一个全方位参照。八十年代是值得我们怀念的时代，那时的美术界很多人一方面已经摆脱了文革极左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还没有受到以后越来越严重的商业化污染。那时的美院的学生，教师都是一群为艺术而艺术的人群，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真挚而执着的艺术家。出了许多作品都具备艺术的纯洁性，85艺术新潮的运动的实验作品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今天来看，还有许多成熟的作品并没有被得到应有的重视，可惜至今还没有看见一部完整的美术书籍记载这一“艺术春天的年代”的客观版。

 

结束语

我要打的仗我打过了，我要走过的路我走过了。（圣经摘录）

我在欧洲生活了二十年，很多外国人中国人，都来问我，为什么你还能画中国画？而且越画越成熟！在这里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秘密。”                  那就是我作为一个成熟的中国水墨画家，生活在一个现代而陌生的西方文化环境里，这种相对远离中国环境特定的“封闭，”给了我一个珍贵的机会，能从外部世界来审视中国的文化史、美术史。面对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哲学思想，审美习惯，以及西方艺术五花八门、千重百迭局面的参照系数，使我对中国文化和艺术有一个整体的宏观认识，更清楚意识到中国文化精神特征真正所在。以及中国真正当代艺术发展的走向。”，同时“寂寞”和“孤独” 给了我平和的心态，冷静的情绪，同时“夸父追日”的执着精神给了我为宏扬中国文化的心中目标而狂奔，这种‘强迫症’的生活姿态，‘撞南墙’的信念激励着我。更何况欧洲当代社会相对中国的现状而言，处在一个和谐、稳定，各方面较为合理，完善的状态，个人的价值观得以充分的尊重，这个多元化的社会能容忍多种各样艺术思想并存。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生存的方式，由于教育程度高，“权威”的影响力很弱，每个人都会独立思考，判断所看到的一切。喜欢能与自己内心对应的艺术。其实更深层面上去分析就会发现，传统的中国绘画的价值观有许多因素能与当代欧洲人安详、优闲的生活，崇尚自然的态度，返朴归真的精神想沟通，则是传统的中国绘画精神必须要以一种现代的形态展示出来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习惯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中国画创作一直能在欧洲延续的内在原因。我的海外艺术生活人生一大笔精神财富，将影响我艺术创造的一生，我的中国绘画形式已渗透了现代人的意识，以及现代绘画的形态与思想。已分不清道不明有多少东方的根基、西方的影响。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我的中国画已摆脱了区域性的特征，已成为能与世界沟通的新中国画形态。

我们还热爱艺术吗？艺术是艺术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份，这是最根本的问题。艺术圈本来应该是安静和孤独的领域，而不应成为争权夺利的械斗热闹场所。艺术圈是每一个艺术家的各种平等展示的场所，而不应成为垄断行业成为树立权威与英雄的私家领地。踏入这一圈子的人都应该清楚地知道；我们因热爱艺术而从事艺术，因热爱艺术而不得不从事艺术，因热爱艺术而视艺术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这种虔诚的带有宗教崇拜的心态才能使我们中间有人有朝一日成为艺术大师。

今天我回到祖国怀抱，走进我熟悉的家门，望着一切如故的画桌，深深呼吸着离别已久的熟悉的笔墨气味，桌上的书籍、画稿，墙上的20年前的旧作，抽屉里书信凝结着时间的距离，但我还是原来的“年青人”周俊，勇往直前的周俊，苦行僧的周俊，探究艺术坚持不懈的周俊，我的20年海外漂泊的人生经历给了我丰富的见识与智慧，我对人生，我对艺术的执着，激励着我永保艺术青春的活力。感激这20年永不磨灭的回忆。

 

                                                                                           周俊2007年底完稿